美国高官的“中国背景”
    2006-09-08    刘洪    来源:经济参考报
    水有水的流痕,官有官的轨迹。接触的美国官员多了,发现会点儿中文的高官还真不少。开始以为时髦,但仔细一查,时髦背后有真章:中国现在是美国的热门课题,“中国背景”已成为不少美国官员晋升的资本。
    最突出的在财经领域。比如新任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她日前在北京演讲时就坦陈:自己对中国是“相当的熟悉”,上个世纪80年代作为参议院工作人员来访过;90年代曾参与摩托罗拉公司在华投资的规划和谈判。此外,在担任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时,她还开设过对华贸易关系的课程。
    另一位布什政府的大员、财政部长保尔森与中国更是渊源深厚。他曾在高盛集团中文网站的欢迎辞中说,自1992年起,作为高盛董事长的他每年都会访问中国多次。“我本人亲眼目睹了经济转型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这句话显然不是他的自吹。
    保尔森在中国的人脉,可以说布什政府中无人能出其右。中国金融领域的多位知名人士都是他的老朋友。上世纪90年代末,保尔森还应邀成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第一届顾问委员会主席。
    美国也奉行学而优则仕,越来越多中国问题专家被请上国会或政府讲坛,有的随即作为“稀缺人才”被召进政府。比如,上面提到的施瓦布,她曾做过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美国目前官阶最高的华裔、劳工部长赵小兰,此前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杰出学者。
    此外,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主席拉瑞·沃茨尔不能不提,他是对华强硬派代表人物。此人和中国也不乏渊源,曾担任驻华使馆武官,在北京常驻多年。
    作为目前美国官场的一般规律,不能说有“中国背景”就一定能更上层楼,但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心,同等条件下,有中国工作经历显然就更容易被提拔。
    越来越多“中国通”走上美国政治舞台,对中国来说,究竟是利还是弊呢?
    首先应该肯定:这是好事。一位美国官员就对笔者说,目前中美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了解,没有彼此了解,也就谈不上互信和深入合作。“中国通”们了解中国,也理解中国人做事的方式和复杂原因,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也相对地更注重策略和理性。
    比如,在笔者不久前参加的国会一听证会上,对保守派的“中国海外石油投资威胁论”,刚从学者转型为财政部助理部长帮办的弗雷德里克森女士就解释,其实中国目前在海外的石油产量,只相当于美国石油消耗量的2%,不到世界石油总产量的0.5%,中国海外石油投资对世界能源市场的影响还有限。在这个问题上,国会小题大做了。
    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中国通”知己知彼,显然也会让中国在谈判中面临更大的挑战。保守派的“中国通”指控起中国来,言辞更尖利,其“中国背景”也会让他们的“真话”更有蛊惑力和煽动性。
    中国成了美国的显学,与中国沾边,也就成了美国的“显人才”。这也并不仅仅表现在政界,商界尤其如此。对负责对华事务的美国高官来说,即使有一天挂冠而去,“中国背景”也提供了比其他人更多的人脉和资源。
    比如,前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离开政坛后印制的名片就是中英文双语——她作为高级国际事务合伙人供职的威凯平律师事务所,很大的业务量就来自中国企业。刚去职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现已加盟高盛集团。高盛此举也是因为需要佐利克这样的精英推动国际市场,尤其是在日益重要的中国市场的拓展。
    在学术界,情形也差不多。在国会一次听证会上,我问到上堂作证的学者大卫·盖茨,怎么想到选择研究中国问题。他马上笑了:“现在这个问题多重要!你也知道,中国发展太快了,我们现在都只谈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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