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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失衡纠偏机制
2018-08-29 作者: 刘志彪 来源: 经济参考报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失衡,主要有三类:一是房地产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表现为资源进入房地产领域过多,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二是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表现为资本不仅蜂拥而入金融领域,而且在金融体系内部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为实体经济服务不到位。三是实体经济内部的失衡。表现为高技术、高质量的产品供给不足,而一般性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跨越关口。对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一些基础问题进行分析,不但有利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利于推动经济全面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经济工作和经济政策的实践。

  高质量与高速度发展的特征差异

  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与高速度发展的基本特征比较得出来的。这两个发展阶段的差异很多,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评价标准:单维与多维。高速度发展的评价标准很简单,就是单维的评价,数量有无和多少是评价的主要标准。但是对高质量发展来说,评价标准就是多维的,标准中加上了许多主观的因素,因此就显得非常复杂。过去对高速度发展,只需要从一些总量增长的指标去评估就可以了,如GDP、财政收入、利用外资等增长情况。但是对高质量发展,就要从新发展理念的角度去综合评价,一般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由于质量具有多维性和主观性,如何把无数的个人偏好加总为社会偏好,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提示我们,由于评价的困难性,诸如要建设为高质量而竞争的经济体制等努力,需要有与过去不同的方法。

  第二,历史背景:短缺与过剩。在高速度发展阶段,中国处于人均几百美元的贫困发展阶段,因而赶超战略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家经济战略的主要选择。这时,好坏不是主要矛盾,有无和多少才是问题的核心。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地增加生产能力、提供更多的产出,就是最优的办法,就会成为政策追求的目标。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过剩经济成为常态。从需求结构的变化看,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变成了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需求层次迅速上升,除了对物质的需要体现为更好而不是更多外,对服务的需求上升速度更快。从供给侧的变化看,落后的社会生产变成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供给的总量问题转化为供给的结构问题,宏观经济管理不再是为了解决有无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好坏的问题,解决满意不满意问题,解决结构的不均衡问题,解决质量的高低问题。

  第三,实现手段:计划和市场。高速度发展阶段,生产力的低水平和消费的低层次,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标的均质性和单一性,企业产出间的差异度。市场范围、市场门类和经济规模都比较小,相对来说,决策者掌握这些信息容易,成本较低,这时计划手段是效率较高的方式。因此在高速度发展阶段,政府作用的范围和领域可以比较大,政府替代民众选择、实现集中的非均衡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美好生活需要对应着的市场和非市场的范围和规模都在扩大,另一方面需求结构也呈现为多样性、多元化、差异性和多变性。这时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获取信息的成本都很高。对于政府来说,集中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成本更高。实施信息分散收集和处理,让市场主体自己决策、责任自负的内生调节方式,仍将是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也应该看到,迅速增长的非市场调节领域的扩大,会使经济生活中出现更多的市场失败现象,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转移作用领域和改变基本职能,从干预市场主体决策和干预市场活动,转向进入非市场领域发挥基本的调节作用,为市场活动提供更多的外部经济性。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失衡与纠偏

  从高速度发展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需要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这不仅是因为发展有惯性力量的作用,而且是因为当前的政策决策系统面临着一系列急需处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是过去的发展方式下累积的,是绕不过去的坎,拖延它们的解决只会导致出现更大的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失衡,主要有三类:一是房地产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表现为资源进入房地产领域过多,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二是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表现为资本不仅蜂拥而入金融领域,而且在金融体系内部自我循环、自我膨胀,为实体经济服务不到位。三是实体经济内部的失衡。表现为高技术、高质量的产品供给不足,而一般性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解决上述第一个问题的思路是:一方面要抑制以房地产炒作、金融体系自我循环为特征的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另一方面也要想方设法提升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增加其对资本投入的吸引力。其中,对前一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不是说要用简单的行政命令去限制虚拟经济活动,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用增加优质资产供给的办法来抑制虚拟经济的泡沫化。

  从商品短缺走向资产短缺,是我们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不能提供大量的优质资产供民众和社会选择,资产短缺状态会进一步加剧,从而使资产价格不断上升,形成更加剧烈的结构失衡现象。如,我们需要通过建设更多的城市群落的战略,平抑城市化中的住宅需求,从供给侧抑制房地产泡沫;我们应该通过加快劣质企业退出市场的办法,让更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给投资者更大的选择;我们要发展更多的合格的机构投资者,提供更多的理财产品和工具,满足民众的理财需要。纠正实体经济内部结构的失衡,主要是要用竞争政策公平竞争环境,加速新动能企业的进入和竞争失败企业的退出,使资源能够按市场供求信号进行顺畅流动。

  面对经济体系的重大结构失衡,当务之急是要坚决打胜三大攻坚战:

  一是防止金融风险。高速度发展阶段地方政府较多地把国有企业作为投融资平台,发挥国有经济对稳增长的调节作用,因此必然导致其债务较多、杠杆率水平较高的问题。目前中国企业负债占GDP比率约在150%—160%左右,在全球主要大国中位居第一。其中,国有企业的负债占非金融企业总负债的70%左右。为了防止出现可能的、系统性的、重大的金融风险,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坚决消灭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必将导致高杠杆,从而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现在的很多僵尸企业如果不能被及时处理掉,越积越多,那么一方面它们要继续消耗和占用国民经济中宝贵的信贷资源、物质资源和市场资源,继续加大信贷投放从而进一步提高实体经济杠杆率;另一方面,从动态看也会通过复杂的传导机制,进一步加大杠杆率水平:即僵尸企业增多—行业供求总量和结构关系进一步失衡—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全行业企业业绩变得更差—无法弥补历史欠账(拖欠的工资、社保、应付账款、设备减值等),无法更新改造技术设备,无法归还银行欠账—企业负债率进一步上升—银行不良率进一步上升、政府财政收入降低、员工工资收入无法改善—金融风险概率上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去产能、去杠杆,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去僵尸企业。

  二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也是为了兑现2020年全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承诺。我们不能说一方面中国进入了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又存在很多的绝对贫困人口。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不能随意拔高或者降低贫困的标准。精准扶贫的形式有多种,如,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和健康扶贫等。其中,产业扶贫是最重要的。

  三是生态环境污染的防治。生态环境也是我们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短板之一。重点是结构性政策要发力。要做到:调整产业结构,即减少过剩和落后产业,增加新的增长动能;调整能源结构,即减少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源使用;调整运输结构,即减少公路运输量,增加铁路运输量;调整农业投入结构,即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增加有机肥使用量。

  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破立降

  面对经济体系的重大结构失衡,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思路已经很明显:要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这个龙头,重点在破、立、降三个方面下功夫。所谓破,即要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严重的过剩产能;所谓立,即要大力培育经济增长的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新动能,发挥现代金融、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对实体经济振兴的作用,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所谓降,即要以提升实体经济企业竞争力为目标,降低企业的各种制度性交易成本,如减税降费,深化金融、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垄断部门行业改革,降低融资、用能、物流成本。

  在实施破立降的行动中,要注意充分发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龙头作用,具体来看主要有:

  一是要对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与财富增值功能进行对称化改革。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重企业融资轻投资者财富增值功能,不仅难以使居民得到财产性收入,而且反过来也影响了企业的上市和融资。振兴中国股市,要把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放在第一位,以此启动资本市场的制度改革,如建立IPO与退市之间的挂钩制度,加大对侵犯投资者利益的上市公司的监管和惩罚力度,出台保护中小投资者条例。

  二是房地产市场要弱化投资功能。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炒的”的原则,用政策手段突出其耐用消费品的功能,抑制其资产泡沫。随着资本市场的振兴,这样必然会促使一部分滞留在房地产市场的资金流入到股市,从而可以自动平稳地化解房地产泡沫的危险,实现房地产市场软着陆。同时也可以激活长期低迷的中国股市,使中国股市彻底地活跃起来,增加对新动能企业的技术创新的支持。

  三是在资本市场活跃度上升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政策鼓励上市公司兼并收购,消灭僵尸企业、化解产能过剩和提高企业集中度,提高企业对价格的控制能力。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资本市场是进行产业结构和组织结构调整的最有效的工具,也是实施破、立行动的最灵敏的微观机制。有时,产业内或产业间复杂的结构重组,往往只需要一个大规模的增发、一个反向收购就能完成,因此它作用要比行政命令的效率高得多,摩擦小得多。

  四是金融市场支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它们在不同的发展演化阶段需要有不同的金融市场支持。在新技术应用的早期阶段,需要由风险资本来扶持,不适合由商业银行的稳健货币资金投入。后者只适合成熟阶段的技术创新活动。金融部门通过对技术创新活动的资产证券化,可以让更多的科技型企业与资本市场一起成长,同时也能鼓励技术创新活动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质量更高、收益更高的可投资资产。

  五是打破要素市场的垄断,通过竞争降低企业要素成本。要素市场存在各种垄断,是中国实体经济企业盈利能力弱的重要原因。以商业银行业为例,在中国3300余家A股上市公司中,大小银行虽然只有25家,占比不足1%,但2016年这些银行的利润总额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利润总和的30%以上。这一现象除了说明中国融资结构的传统性外,更多地反映了商业银行业的垄断地位,以及银行利用自身的市场地位对实体经济日益严重的挤压。因此,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不应该成为反垄断的法外之地。只有抓住反垄断这个“牛鼻子”,才能把银行业的改革引向深入,才能使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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