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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克难 力铸大国重器的国防科技奋斗者
2018-08-27 作者: 记者 胡喆 张泉/北京报道 来源: 经济参考报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从我国自主研制的核动力潜艇,到我国第一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涡轴发动机,再到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以黄旭华、尹泽勇以及歼-20设计制造团队为代表的他们,用无私奉献与矢志拼搏,力铸大国重器,谱写出新时代最美国防科技工作者的奋斗者之歌。

  黄旭华:参与研制核潜艇是一辈子的事业

  “这下,我的科研生涯可以继续了!”白内障手术复诊,视力恢复良好,黄旭华激动地脱口而出。30年隐姓埋名,60载风雨兼程,作为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年逾九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依旧心系祖国的核潜艇事业。

  1958年,中国启动核潜艇研制工程。大学造船系毕业、参与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的黄旭华成为其中一员。黄旭华说,一开始参与研制核潜艇,就知道这将是他一辈子的事业。

  但在当时的中国,研制核潜艇谈何容易!科技水平、工业生产能力落后,没人见过核潜艇、没有参考资料,一切靠自己摸索前行。

  没有现成的图纸和模型,就一边设计、一边施工;没有计算机计算核心数据,就用算盘和计算尺;为了控制核潜艇的总重和稳性,就用磅秤来称。

  黄旭华和同事们用最“土”的办法解决了尖端的技术问题,突破了核潜艇中最为关键、最为重大的核动力装置、水滴线型艇体、艇体结构、人工大气环境、水下通讯、惯性导航系统、发射装置7项技术,也就是“七朵金花”。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上马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四年后正式编入海军进入战斗序列,黄旭华和同事们在世界核潜艇史上写下光辉篇章。

  1988年4月29日,我国进行核潜艇首次深潜试验。数百米深的深潜试验危险性极大,核潜艇上有一块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不严,都是艇毁人亡的结局。

  为增强参试人员信心、减小压力,64岁的黄旭华决定亲自随核潜艇下潜。黄旭华说:“我不是充英雄好汉,要跟大家一起去牺牲,而是确保人、艇安全。”当到达设计深度时,巨大的水压使核潜艇艇身多处发出“咔哒”的声响,惊心动魄。黄旭华沉着应对,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数据。

  为了工作上的保密,黄旭华整整30年没有回家。“离家研制核潜艇时,我刚三十出头,等回家见到亲人时,已是六十多岁的白发老人了。”黄旭华说。

  1988年,两鬓斑白的黄旭华回到广东老家,见到了93岁的母亲。想到母亲对自己的谅解,黄旭华眼含泪花:“人们常说忠孝不能双全,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第一代核潜艇人筚路蓝缕,核潜艇横空出世,使我国摆脱了超级大国的核讹诈。”中船重工董事长胡问鸣说,他们所开创的核潜艇事业,继续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激励着新时代的人们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

  尹泽勇: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最好的时代就是现在

  记者初次见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科技委主任尹泽勇时,为了不缺席集团组织的专题党课,年过七旬的他刚从国外做完试验赶回国内。

  满头银丝,面容清癯,睿智而幽默。这是尹泽勇给人的第一印象。他为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铸心”50年,参与、承担了我国多个重点航空发动机型号的研制工作。他带领团队研发的“玉龙”发动机更是我国第一型走完了自主研制全过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涡轴发动机,实现了涡轴发动机设计及验证技术水平从第一代到第三代的跨越。

  作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航空发动机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科技水平、工业基础、经济实力的标志。发动机研制攻关难度极大,具有高温、高压、高转速、高载荷、高可靠等特点,设计、制造和试验都十分困难,且研制周期长、投入资金大。据统计,全新研制一型跨代航空发动机,需要二十几年的时间,比全新研制同一代飞机时间要长一倍,研制一台大中型先进发动机经费通常为20亿至30亿美元。

  “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人家一百多年做完的事,这个过程的艰难可想而知。”尹泽勇坦言,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在曲折磨砺中艰难前行数十年,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缺乏长期稳定的发展战略,研制经费也严重不足,错失了追赶先进水平的机会,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尹泽勇带领团队坚持“动力强军、科技报国”的初心和信念,坚持“严慎细实”的科研态度,秉持军工企业党员职工一贯的奉献精神,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奋斗姿态,全力拼搏在航空发动机研制的第一线。

  尹泽勇是我国最早探索将先进“有限元”数值分析方法应用于航空发动机设计技术的先驱。20世纪70年代初,只有上海、北京等地的计算中心才有内存量大、计算速度快的计算机。因此,他常常穿梭于上海、北京与株洲三地之间。在排队上机的日子里,怕错失机会,尹泽勇天不亮就起床赶往计算中心,等到忙完了才发现早过了吃饭时间,从那时起落下了胃痛的病根,后来还接受了胃切除手术。

  1985年,尹泽勇曾前往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机械与航空工程系深造。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让一些同伴留在了异国他乡,尹泽勇却在“航空报国”的使命感召下,于1987年5月毅然回国。

  作为目前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领军者之一,尹泽勇虽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却仍然不停奔波在设计室、实验室、试验试飞现场和工厂一线,经常带着年轻的业务骨干一同前往国内外交流、学习,带领后学在细致、严谨的科研之路上前进。

  面对繁重的型号和科研任务,尹泽勇自信地说:“机会稍纵即逝,属于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最好的舞台、最好的时代,就在眼前。”

  歼-20设计制造团队:重点型号飞机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

  在航空工业成飞一线生产车间,“航空报国”四个大字首先映入眼帘,格外引人注目。大字之下,一架架歼-20分列其中,正在进行总装阶段的工作。作为目前我国空中的最强力量,散发着它与生俱来的荣耀与光芒。

  “筑梦长空当有利剑在手”,歼-20从孕育初哺到展翅翱翔,背后的“铸剑者们”令人敬仰。

  以歼-20飞机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伟等为代表的设计制造团队,坚定信念,直面挑战,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和激情拼搏的报国情怀,超常拼搏,夜以继日,攻下一个又一个难关。

  据参研人员回忆,在型号攻坚的关键阶段,作为歼-20的主要设计所,航空工业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的飞机设计人员们分工负责各系统地面综合试验,每天晚上召开例会,清理当天问题,部署调整后续安排,经常深夜甚至凌晨才能回家,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四个多月。

  研制期里的除夕当天,为了完成发动机开车计划,成都所等单位的参试人员如同正常工作日一样,安心做好每道工序,忙碌到晚上十点半,发动机终于开车成功,试飞站工作人员把飞机、设备车拉回机库,回到家已经过了零点,就这样过了一个有意义、终生难忘的新年。虽然错过了和家人团聚的团年饭,但所有参研人员认为,发动机开车喷出的火焰就是最美的新年焰火。

  杨伟介绍,歼-20研制是一项以航空工业集团为主体,多集团、多组织合作的复杂系统工程,打破行业壁垒,集全国之力,组建国家队,形成了大联合、大协作的良好局面。而这一切的核心,就在于坚持党的领导。整条研制战线上,涌现出一大批极具代表性的优秀共产党员。

  成都所总设计师王海峰,长期战斗在科研、试飞现场,开展技术攻关,首次建立了型号“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系统”和“自主保障信息系统”,实现了数据同源与全寿命周期保障的功能;成都所飞控系统副总设计师杨朝旭,主持攻克了重点型号飞控系统大量技术难题,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电传飞行控制系统设计、分析和试验方法,获得大量技术成果和多项重大技术创新。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旗帜所向,先锋所在,实干所为。在歼-20设计制造一线,重点型号飞机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党的工作就开展到哪里,使之融入重点型号研制的全流程。”杨伟说。

  “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随着歼-20飞机进入作战序列、开展战术运用,它正迎风翱翔,飞向逐梦“航空强国”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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