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医科学生经过长时间的严格训练，才能获得行医资格；反过来，医院对于优秀的医科毕业生也求贤若渴。上世纪60年代，医科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出现混乱，一些医院为了得到优秀的人才，往往抢先下手，赶在毕业之前很久就开始“预定”人才。这一做法愈演愈烈，使得医科人才的分配产生混乱。

　　一些城市引入了统一分配医科毕业生的做法，来匹配毕业生和医院。不过，不同的城市结果却不尽相同。伯明翰、爱丁堡和纽卡斯尔初期采用的匹配方法类似，但都没有起到稳定医科人才市场分配秩序的效果；几年之后，爱丁堡和加迪夫转而采用另一种不同的匹配方式，医科人才分配秩序才稳定下来。

　　几十年之后的21世纪初，美国学者约翰·卡格尔和阿尔文·罗斯对此进行研究之后，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发现，爱丁堡和纽卡斯尔起初的匹配方法是基于双方相互偏好排序的乘积排序，然后根据排序高低依次匹配，可以说是“一次成型”的匹配方法。不过，一些人对于最终的分配结果不满意，而且可以找到对双方来说都更好的选择，从而导致医科人才的分配秩序再次陷于混乱。后来，在爱丁堡和加迪夫，稳定了市场秩序的是另一种包含循环算法的匹配方式，具体的做法是单一一边统一向自己最喜欢的另一方伸出橄榄枝，收到邀约的一方根据自己的喜好先将最佳选择保留，作为暂定选择，拒绝其余的，并继续观望；进入次一轮，被拒绝的再向自己的心仪名单上次一位的对象表达意愿，收到邀约的一方再次选择，将收到的最佳选项作为保留，拒绝其余的；以此类推，直至没有任何人再表达意愿，这时候各自将手头的选项敲定，作为最终选项。

　　事实上，早在几十年前，美国数学家劳埃德·沙普利就已经提出了这种分配方式的数学算法。罗斯通过实证研究和实验印证了这一分配方式的稳定性，揭示了它的广泛用途。

　　罗斯的研究与最近十几年获得诺奖的其他经济学研究有共通之处。罗列一下名单，不难发现占最大比重的是合约、拍卖、匹配等博弈论研究，以及可以说是在此基础上延伸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的体系虽然日益庞大，但归根结底，其主要研究对象是社会资源分配。粗略地说，宏观经济学关注社会资源分配的效率，尤其是对整体和长期发展的影响；微观经济学更关注细节，尤其是激励与约束机制。

　　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说与发达经济体社会的发展同步。在这些国家，完成工业化成为发达经济体之后，社会资源分配公平与效率受到关注的程度日益增加，促使决策者更加注重公共政策的细节，也使得激励与约束机制的研究更为重要。这样的发展趋势，使得政策制定变得日益专业化，公共政策研究的领域划分也越来越细，劳工、福利、环境、卫生、教育、能源等，都有对应的细分领域。

　　在英国，公共决策的细节也同样备受重视。最低工资水平的设置和调整细节繁多，要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论证。医保制度的细节也要仔细斟酌，如何保证资源分配合理，又能够免遭滥用。类似的还有反腐败。归根结底，是如何形成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让不同领域的体制机制尽可能接近他们应该有的样子。这样的细节处理，有助于保证政策实际执行的效果，也提高公众满意度。

　　2010年，英国率先在政府内部设立“行为研究小组”，为政府决策提供细节支持。一个例子是对催缴税费的信件措辞进行斟酌，比如抬头如果是具体人的名字，效果会不会更好；如果让纳税人知道有多少比例的人已经缴税，这个数字对于其纳税行为有何影响。这个小组在2013年私有化，成为非盈利机构，由政府、慈善机构和员工共同持股。这家公司现有员工100多人，还在美国、新加坡等地设立了办事处。根据这家公司一位资深研究人员的说法，它每年为政府提供很多关于政策的评估和研究，节省了大量开支，提升了施政和服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