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强调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这将为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注入强大动力。

　　近段时间随着所谓“消灭私有制”或者“消灭公有制”的争议，有一种误解在流传。有人针对“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认为新一波“国进民退”来了。这种说法，把国企的增长看成民企的消退，违背“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原意，是有害的，不能置之不理。

　　笔者认为，无论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都是把国企与民企对立起来，把二者看作利益对立的水火不相容者。实际上，国企民企之间不是“谁进谁退”“此消彼长”，而是共同做大蛋糕，开辟“国民共进”的新局面。

　　历史演变及其反思

　　国企，指全民所有制企业。民企，指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投资的企业，即私营企业。二者皆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国进民退”是指在所有制结构上，国有经济比重上升，私营经济比重下降。

　　“国进民退”，起源于1993年到2002年的国企所谓“抓大放小”阶段。2003年到2012年，这一争论日益增多。前期，时任国资委主任的李荣融要求央企进入行业前三名才能避免被淘汰，使得央企不断扩张、收购、兼并，这就表现出“国进民退”。到了金融危机爆发的2009年，在“保八”过程中，大量的国有资本进入到国有企业，一些垄断行业得到了新的“固化”，部分国企扩张加快进入非垄断领域，在一些领域也确实造成了对民营企业的挤压。而正是这种挤压形成了社会广泛地对国有企业的质疑，由此产生一部分人把国企和民企对立起来的各种说法。

　　2011年两会期间，某经济研究所发布了《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课题报告。报告主要有五个方面内容：一是数据表明，国有企业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垄断行业；二是国企的薪酬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三是国企员工享受优厚的住房福利；四是国企绩效较为依靠政策优惠；五是结构性“国进民退”已经呈现。这再一次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同年9月，国资委主办的《国企》杂志发表了一组文章对报告提出质疑，认为其漏洞百出，数据、逻辑站不住脚，结论也经不起推敲，偏离了国企改革的方向。

　　出乎意料，这场始自学术界的少数人的言论，最后逐渐演变为事关中国是改革还是倒退的体制之争，并在2012年前后形成高潮。彼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还专门在2012年两会期间就“国进民退”问题答记者问。

　　应该说，这些“国进民退”的争辩，多局限于一时或者一事，极少从历史长河和时代背景去分析。而如果将改革开放后每十年划分一个阶段，从国企与私企的历史关系来说，可以发现二者从来不是你存我亡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依存，无法分离。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民企寄生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进行最初的资本积累。私营企业大力模仿国有企业，并在产、供、销、技术、人员等各个方面与国有企业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获得国有企业的极大帮助。如果没有国有企业这一庞大的体制内因素，中国的私营企业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减少，并非私营企业的挤压造成，而是国有经济自身调整，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的结果，因此也不能把“国退”的原因视为“民进”。

　　第三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后，也就是中国加入WTO后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和改革深化的时期。其间，国企控制着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其余领域则有各种资本竞相争夺。由于国企规模大、融资能力强、有较强的技术实力、抗风险能力高，私企运行机制更加市场化、主业明晰、成本较低、强调资本运作、船小好调头，在经济运行较为平稳时期，私企发展令人瞩目；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时，国企则由于自身特点以及兼任稳定经济的重任，发展相对较好。总体而论，国企和私企在这一阶段既相互竞争，又在与其他资本形式的竞争过程中广泛存在着合作、互助、互补的关系。

　　第四个阶段即新时代理念的提出。新时期，现代化强国与高质量发展成为主要目标，这是从全世界角度考虑的。我国与世界市场规模日益扩大，需求持续旺盛，国企民企之间不是“谁进谁退”“此消彼长”，而是共同做大蛋糕，你进我也进。“走出去”更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宽广的舞台，拓展了可持续增长的利润空间。“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同时也需要“推动社会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而不是把社会资本做弱做差做小。

　　缺乏依据的悖论

　　事实上，在党的文件上，从来没有出现类似“做小做弱私营经济”的表述。相反，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与方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党的十八大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和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两个不可侵犯”。习近平在2016年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上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并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国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三个没有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明确“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这些，表明了我们党强调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一贯立场。

　　“两个毫不动摇”明确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这一基本原则的形成，是在历史的具体实践和发展中形成的。对于民营企业，国家先后出台“鼓励社会投资39条”“促进民间投资26条”等政策，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民营经济营造出更加公平、开放、宽松的环境，创新创造的源泉充分喷涌。

　　从现阶段来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具有其不可替代性。就像骨骼与肌肉、树干与枝叶，共生共荣，相互依赖，谁也离不开谁。

　　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发展的实践也证明，我国国有企业实力壮大，民营企业活力迸发。

　　具体来看，到2017年底，全国国资监管系统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60.5万亿元，比2012年底增长约一倍，上缴税费总额占全国财政收入1/4，工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1/5。其中，中央企业2017年实现利润1.4万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98家中央企业中利润总额过百亿元的达到41家，反映出国有经济质量和效益大幅提升。国有企业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高速铁路、特高压输变电、第四代移动通信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彰显了国之重器的实力与担当。2017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达67家。

　　与此同时，民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有生力量。目前，我国目前民营经济占GDP比重、税收占全国税收比重、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都已超过一半。约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其中95%以上是非公有制企业。过去3年，全国平均每天新增市场主体超过4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近两年，民资结构正在优化，不但开始进入石油、天然气开采等行业和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领域，还积极进军计算机、通信等高新技术行业。被称作中国“新四大发明”的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网购，除高铁外的其他三项，都是民营企业的创新之举。数据显示，民营企业近年来提供了约80%的城镇就业岗位，容纳了约90%的新增就业。

　　这些都表明，“国有”“民营”在各自领域充分发挥优势，协调发展、共领风骚，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增强了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当然不可否认，随着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攀升，有些民营企业确实存在融资难、地方行政保护政策强、行政审批事项较多、税费偏高等困难，但应该注意到，这些困难国有企业同样面临。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进一步为市场“腾位”、为企业“松绑”，投资便利化程度明显提高；进一步放开基础设施、服务业等行业的市场准入，《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等文件的出台和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等新思想的提出，让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激发了民间投资热情。

　　应该说，中央一以贯之的“两个毫不动摇”，态度鲜明。“国进民退”这一提法和论断，无论是在理论上，或是在国企改革实践中，还是在国家宏观政策取向上，实践需要上，都是没有根据的。

　　须破对立思维怪圈

　　“国进民退”的提法，撕裂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对我国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当前，需要从十二个方面，走出国企民企此消彼长的对立思维怪圈。

　　树立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的思想，反对和防止私有主导国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也是社会主义属性的根本标志。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只有在明确地位、主辅结合的前提下，才能做到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兴办国有企业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提高政府和国家在经济宏观运行和长期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量，并基于这个目的来确定国有经济的总量、比重和分布结构。我国国有企业主要进入的是涉及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资源等领域，如军工、电网电力、石油、水电、铁路、公路以及其他一些资源性行业。这些领域国有经济占据优势，是提高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并非所谓“国进民退”的表现。

　　摒弃姓公姓私的争论，确立混合所有制实现公有制组织形式的正确观念。推进混合所有制，是党的十九大的正确决策。国有资本不仅在资本投入上选择进退，在资本实现形式上也要有所选择。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典型的、适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资本组织形式。混合经济组织将成为实现公有制的主要组织形式，这是国企改革的必然趋势，要将主要精力花在“怎么混、怎么改”的研究探索上，而不是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姓公”“姓私”上。

　　按照市场规则来实现进退，不断拆除垄断领域的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所谓“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争论，要害是竞争的公平性，应消除企业的“所有制鸿沟”，废除一切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破除一切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显性和隐性壁垒。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同时要着力引导民营企业利用产权市场组合民间资本，开展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培育一批特色突出、市场竞争力强的大企业集团。

　　树立重组中共同发展的关系，解除国有企业“以大吃小”的误解。目前，全球正在经历第六次兼并重组潮，中国各个产业也走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当前的兼并重组在很多领域发生，有在国企发起的，也有在民企发起的。这是市场经济的自然行为，和所有制没有关系。

　　树立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观念，破除国有企业“只能进不能退”的思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应当有退有进，在一些竞争性领域，应当加大开放力度，让体制机制更为活跃的民营企业进入，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尤其在一些关键领域，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要发挥主导作用。该进的进、该退的退、进退有度。

　　破除每一个企业都做大的思维，树立从整体上做大国有资本的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为国有企业“有进有退”创造理论与政策条件。“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这两个任务的行为主体是不同的，在新时代公司制度下也并不矛盾。

　　树立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首要观念，破除国企退出充分竞争领域的观念。目前，国有企业还要在充分竞争领域存在，是由我们国家经济需要强大的国有企业做支撑决定的，和历史传统、社会现实有关。国有资本要“做强做优做大”，一方面要向国有经济的命脉流动，同时也要有盈利性的一面，在市场上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多种资本组合形成联合舰队，破除国企必须绝对控股现象。在培育世界一流企业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巨大作用，优势互补、协调融合，集聚资源、形成合力。在产业链上形成“瀑布效应”，构建起产业生态系统，从而形成对整个产业的控制力；在产业规模上，国有企业群体要组成航空母舰，联合出海。

　　靠改革集合优势，摒弃劣势，从国企民企孰优孰劣的陈旧思维里走出来。国有企业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积极的、稳定的因素。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决策效率高，劳动、人事、分配制度到位。在改革中，国有企业吸纳民营企业体制机制的优势，在公司治理结构和产权结构上优化国企治理机制，可以激发国企的活力。

　　注意三资共存的现实，走出非公私的视野局限。在中国当前资本结构中，除了国有资产、私有资本外，还存在数量庞大的由外资企业所代表的国际资本。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民营企业整体实力偏弱，如果国有企业退出一些产业和领域，那么往往会被跨国垄断资本所占据，这也会导致民营企业成为跨国资本的并购对象和附庸。

　　树立“三个有利于”国企改革标准，破除凡事按所有制衡量的现象。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壮大，不是通过排挤和吞并非公有制经济，而是通过自我完善与发展实现的。拒民企于国企门之外，走上极端化、简单化的道路，就会脱离实际。反之，凡事以私有制为现代标准，就会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走上歪路。因此，“国退民进”也好，“国进民退”也好，都是不科学的提法与概念。

　　树立进退是一种自然历史现象，破除以进退论成败的观念。国企“进”也好，“退”也好，无论总量还是结构都是历史的、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前几年局部领域的国进民退是应对危机的一个要求。现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一个根本任务。下一步，国有资本的大跨步前进，“国民共进”，抱团出海，也是必然趋势。

　　总之，国企和民企都是中国企业，都是捍卫国家经济主权的重要资本形式。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需要的是公有经济成分和非公经济成分双进、双赢局面。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罢，应当考虑的是如何实现优势互补，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构建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共同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要坚决反对任何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立起来的态度和做法，只有实现国企民企共赢共进，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才是国家之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