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终端产品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余地，结构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终端产品的结构变化实际上折射的是未来的发展潜力和方向。某种意义上说，促进终端产品结构的调整优化，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刘世锦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学术论坛暨博智宏观论坛年会”上表示，对比国际发展经验和规律，在2035年之前，我国须在人民消费总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顺应终端产品结构变迁的规律，降低基建、房地产投资，降低食品、衣着类生存型消费支出的占比，提高人民享受型消费的占比。他建议从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服务业发展、促进基本需求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等六个角度释放我国经济增长潜力。

　　终端产品分析框架的特点及优势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未来追赶前沿经济体的进程中，如何更准确地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意义重大。

　　刘世锦指出，传统GDP核算方法对把握一国经济发展动态做出了贡献，但其固有缺陷在于不能反映出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因此，他建议，可以从终端产品（Gross　Final　Products，简称GFP）视角出发，通过跨国比较的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路径。

　　刘世锦介绍，GFP概念是在对现有统计体系中的支出法GDP进行重新划分基础上形成的，严格界定为支出法GDP当中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产品。按此定义，GFP具体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非生产性投资。其中，非生产性投资是指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部分服务业投资。“GFP框架基于支出法GDP框架，但与后者相比，在中长期增长研究方面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优势。一是GFP是发展的最终目的，能够直接反映广义的消费变化及其结构升级进程。二是GFP是出发点和最初的驱动力，能够更好判断一个经济体的增长规模、质量和效益动态。三是GFP与不同经济体在竞争优势、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关系不大，因此在国别之间的可比性比生产结构更强。”刘世锦说。

　　从终端产品视角看中国增长潜力

　　“我们博智宏观论坛中长期发展课题组对英国和美国这些先发国家、日本和韩国这些后发成功追赶型国家、德国和丹麦这些欧洲模式发达国家和澳大利亚这种资源禀赋丰裕型国家四类典型发达经济体在人均GDP处于14000美元、25000美元和35000美元时对应的GFP结构进行了详细比较。以发达经济体各阶段的样本为基础构建了分阶段的终端产品标准结构。”刘世锦介绍说。

　　刘世锦指出，按购买力平价衡量，2016年，我国人均GDP已达14000美元。在人均GDP处于14000美元这一发展阶段，通过与发达经济体标准结构的比较，结合对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特点分析，我们发现我国与相同发展阶段时的标准结构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我国房地产投资占比偏高。世行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接近43%，韩国、日本处于相同发展阶段时也分别达到37%与38%，而其他发达经济体则大多处于20%—25%的区间内。从中可以观察到，同属于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日本和韩国，其房地产投资占比与我国较为相似，均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这与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所独有的挤压式增长有关。

　　我国基建投资占比偏高。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基建投资占比偏高，这同样与它们独有的挤压式增长有一定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中，我国基建投资的占比仍显著高于日本和韩国，这是制度因素所造成的扭曲。以往GDP挂帅的考核标准使“大干快上”成为经济发展的捷径，而基建投资更是作为政府保持高增长速度的主要抓手。

　　我国政府对卫生、社保和福利的消费性支出占比偏低。在卫生、社保和福利方面，我国政府消费占比低于标准结构，而居民消费占比则偏高，这意味着我国政府此类消费性支出不足，居民负担相对过重。在教育方面，我国政府消费占比略高于标准结构，而居民消费占比约为标准结构的两倍，这说明在相同发展阶段，我国居民和政府对教育都比较重视。社会服务投资方面我国占比偏低，这表明我国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性支出仍有所欠缺。

　　我国居民对电子设备及通讯的消费占比偏高。这是因为中国具备后发优势。在人均GDP为14000美元的标准结构中，各类经济体大多处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乃至更早时期，而我国在2016年才达到此水平，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技术条件差异明显。随着科技的发展，可消费范围逐步扩大，电脑、手机等各式各样的电子产品相继问世，信息通信服务的种类也不断增加，从而导致我国居民此类消费占比高于标准结构。

　　我国居民对批发零售的消费占比偏低。这一现象可能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我国以往“重生产、轻流通”的发展方式，造成流通服务业发展上的整体落后；二是农村地区“自给自足”模式，导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统计偏误；三是人力成本较低。

　　我国居民的大部分享受型消费占比偏低。与标准结构相比，我国居民在居住消费和其他居民消费方面差距较大，在出行消费、住宿餐饮消费和文化体育娱乐消费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在金融保险消费方面则基本持平。但我国个人服务投资与标准结构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这表明我国在设备设施方面可能并无欠缺，但是服务质量确有不足。

　　刘世锦进一步指出，根据我们的预测，我国人均GDP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25000美元水平，在2035年将继续攀升至35000美元左右。以发达经济体这两个时间段的标准结构作为参考目标，我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调整：

　　我国基建投资的占比应有所下降。从长期来看我国此类投资的占比一直偏高。这种结构在以往的发展阶段上虽然不无合理性，但是在今后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必须顺应规律加以调整。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里，基建投资占GFP的比重要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并在2035年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

　　我国房地产投资的占比应有所下降。从标准结构的演进角度看，房地产投资占比会呈现“先快速下滑，后缓慢走低”的趋势。发达国家居民满足住房需求的途径不仅限于购置房屋，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租赁住房和建设保障性住房实现的。我国目前房地产投资占GFP的比重明显高于标准结构，表明未来房地产投资的占比将较大幅度回落。此外，我国房屋租赁市场未来也需要充分发展，通过盘活存量住房满足居民对居住空间的要求。

　　我国居民的居住消费占比应有所提升。这里的居住消费主要包括对房地产租赁及房地产相关服务的消费。居民对居住的物理空间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对于物理空间内的便利设施、耐用消费品及相关配套服务的需求会持续增长。目前我国居民的居住消费占比低于标准结构，从两者差距上来看，未来会有一段较快增长期。

　　我国政府应提高公共服务消费性支出的比重。从整体上看，发展型消费的占比仍需提升。在卫生、社保和福利方面，政府应持续加大对此类的消费性支出以降低居民负担。在教育方面，我国政府对教育的消费性支出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但到达其均衡水平后会逐渐趋稳。与此同时，政府的其他消费性开支占比偏大，因此政府消费的重心应更多地向教育及卫生、社保和福利这些公共服务领域倾斜。

　　我国居民对电子设备及通讯消费的占比可能会有所下降。人均GDP为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中，各国所选时点大部分处于2000年前后，技术背景差异依然显著，但差距较人均GDP为14000美元时有所减小。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居民消费的电子、通讯和信息等高科技产品及服务的国产化率较低，有关数据显示：我国2016年对集成电路的进口额高达约2271亿美元，仅此一项造成的贸易逆差就达1657亿美元。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电子产品及服务的国产化率会逐步上升，并且信息通讯等相关费用也会有所降低，从而可能导致电子设备及通讯消费的占比有所下降。这与电子设备及通讯方面尤为发达的韩国先升后降的趋势有些相似，但是不排除有重大技术突破带来上升的可能性。

　　我国流通性服务业应有所发展。从发达经济体的标准结构演变来看，居民批发零售消费占GFP的比重会长期保持稳定。我国居民此类消费的占比较14000、25000和35000美元时的标准结构低近7个百分点，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因此流通性服务业需要加快发展。

　　我国居民的享受型消费占比应有所上升。我国居民的享受型消费占比偏低。其中，居民对出行、住宿餐饮、金融保险、文化体育娱乐和以居民服务为主的其他项目的消费占比较标准结构差距颇为可观。从标准结构的演化来看，金融保险消费、文化体育娱乐消费占比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呈现“先加速上升，后缓慢增长”的态势，出行、住宿餐饮的消费需求也会持续上涨，以居民服务为主的其他项目的消费更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我国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占比会有所下降。我国居民生存型消费的占比较发达经济体仍然偏高。这表明我国居民食品、衣着消费的占比还会继续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关消费的绝对量要减少，事实上随着人均收入的逐步上升，相关消费的质量和绝对量均会有所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居民享受型、发展型消费的增长更为迅速，它们将对生存型消费的占比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顺应终端产品结构变迁规律　释放未来增长潜力应采取的举措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GFP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余地，GFP结构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GFP在整个经济循环流程当中具有源头性质，其结构变化实际上折射的是未来的发展潜力和方向。某种意义上说，促进GFP结构的调整优化，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收入的可持续增长。GFP结构的持续升级，根本上需要有稳步增长的收入作为支撑。要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要坚持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善再分配，形成高端有调节、中端有增长、低端有保障的收入分配格局。

　　提升城镇化质量，促进服务业发展。当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8.5%，城镇化已经从数量扩张阶段逐步转向质量提升阶段。要实现城镇化率与消费贡献率、服务业占比协同提升，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在中速增长平台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GFP结构的持续优化。

　　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促进新技术和传统领域的融合。中国的技术水平总体仍然处于追赶阶段，但在某些领域已经出现并驾齐驱甚至逐步领先的势头，这对于提升我国GFP质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要用互联网等新技术带动传统领域，乃至整个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通过线上线下结合优化资源配置，实现GFP结构升级。

　　促进基本需求要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中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已经由“有没有”向“好不好”方向转变。从数量来看，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但在质量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树立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发展理念，提高中国制造的质量。要充分发挥和利用中国巨大消费市场的优势，提高开放水平，让中国消费者能够享受到更多优质的商品和服务。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社会和民生性支出比重。基建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对于促进产业发展、缩小区域差距、改善民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基建投资占比偏高，部分投资利用效率差，资本回报率低，压缩式发展特点明显，会对社会和民生性支出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同时，民生方面短板比较突出，公共服务欠账较多。下一步要优化政府支出的结构，改变经济性支出占比过高、社会和民生性支出不足的现状。

　　防范房地产泡沫，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高房价不仅提升人们的生活成本，并且对其他消费有明显的挤出效应。解决高房价问题，关键是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广大人民群众早日实现安居宜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