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战后，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进一步巩固，其霸权不仅囊括了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强势主导地位，而且还进一步延伸到文化领域。我们经常所说的文化全球化，即与文化多样性相对的强势文化，其实就是以美国文化为内核。

　　美国官方一直否认像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许多工业国家、二战后建立的新兴民族国家那样建立文化政策。但这种说法也经常受到质疑。欧洲国家和加拿大的文化产品经常会被美国挡在市场之外，美国司法部门被授权对所有进口电影进行分级，美国商务部同样要发挥相关的审查作用，一些境外有关酸雨和核战争的公益纪录片也遭到禁止。而对于本国影片，2000年当年就有205个州、地方和城市的电影委员会，通过减免地方税、免费提供警力和封堵步行街等方式给予隐蔽支持。在好莱坞影片的全球发行及版权保护上，美国的商务部和国务院也总是冲在一线。

　　美国加州大学媒介与文化研究教授托比·米勒与迈阿密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教授乔治·尤迪思合著的《文化政策》一书，开篇就对美国的文化政策实践进行了回溯讨论。书作者指出，美国不仅有成形的文化政策，而且形成时间较早，美国政府在19世纪就意识到建立国家公园、设立博物馆对提高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性，为此出台了专门的促进政策。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对抗敌国的意识形态，美国政府都设立了专门的部门开展对内对外宣传。

　　1944年，在二战即将结束之际，美国政府改组其国务院，将之调整为海外文化政策的主导者。这之后，美国历任政府期间，国务院与美国多家慈善基金会都致力于单向的对外知识和文化交流（只输出，不输入）。这些努力的直接结果是，美国得以有效的把握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行业与文化艺术产业运作，更擅长于将包括抽象表现主义在内的各类艺术流派都用来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一言以蔽之，美国对外政策的组合中，文化获得了仅次于经济政策的地位。

　　在美国国内，文化政策也同样明晰。包括福特基金会在内的民间基金会，都自我定位为催化剂，即推动个体非营利性艺术组织长期进步的助推器和催化剂，千方百计游说美国官方对艺术基础设施的建设、艺术人才的引进等项目埋单。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间掀起民权运动，而官方则关注社会建设，两种力量的合流表现为政府提供专门资金，支持美国国内的少数族裔、原住民文化艺术项目。1965年设立的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成立之后，几十年间，就让美国原先的100个交响乐和舞蹈、戏剧和歌剧公司，增加到了800个，艺术代理公司数量也大量增长。这些大量增加的艺术机构和企业，吸纳了更多的艺术人才，产出了更多的文化艺术作品，也因此加入了更多多元色彩的元素。当然，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开始抬头，文化政策的施展空间受到一定限制，这也是里根时代削减公共支出的路线延续。托比·米勒和乔治·尤迪思认为，美国的文化政策相比过去很可能继续收缩，在国内局限在重点的文化项目、国会图书馆等标志性的机构之上，而在海外会更多的发挥民间组织、企业、慈善基金会的作用。

　　托比·米勒和乔治·尤迪思所著的这本《文化政策》，清楚的将文化政策定义为沟通美学创造与集体生活方式的制度性支持，这相比经济学界的“小政府”支持者给出的概念更具宽泛性，更抽离了意识形态意味。这本书从历史的视角，详细考量了文化政策在现当代各国公共政策的重要地位，指出这方面政策的空间和尺度对于文化生产等方面所可能造成的重大影响，无论是对于美国这样的市场和社会发育成熟，文化产业蓬勃繁荣的工业国家，还是经历了殖民、独立发展等不同阶段的新兴民族国家都同样如此。如果将文化政策的研究，纳入葛兰西、雷蒙·威廉斯所称的文化霸权的视阈，就可以更为清晰的发现，这方面政策对于维系政治稳定的极端重要性。而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其国内的文化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更多的着眼于通过人文艺术来再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并构建国民认同。

　　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文化政策之所以经常引发争议，是因为其同时面对人的双重身份：公民与消费者。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不认同文化政策的必要性，很大程度上是只看到了消费者身份的人，无视或轻视公民身份的人。而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发生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也遵循同样的逻辑，淡化公民群体及其权利、获取本族群（阶层）文化及多元化文化的需求。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之外的许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等，本土电影工业等文化产业为了保障其商业利益，仿效美国同行在其国内的观点主张，主动突破文化领域的消费者概念，诉诸公民概念，在政治上成功获取了支持，得到了产业发展补贴及对进口文化产品设限的政策保护等待遇。

　　在书中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拉丁美洲等区域的新兴民族国家，在民族主义潮流的驱动下，从全面放开文化产业市场，到加设针对外资、进口文化产品的诸多限制，并形成了民间对于殖民权威的文化反抗新潮流。这些行动使得相关国家的国民认同度变得更高。书中第五章就美国之外的其他工业国家，以及广大新兴民族国家在文化政策领域，与美国展开的持久博弈进行了剖解分析。当然，客观来说，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推行一体化的全球文化价值观念的国际组织，虽然确实是美国价值理念的推销者，但也力所能及的传播了文化遗产观念、多元化文化价值观念。

　　互联网时代，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在面临持续震荡，过去一贯有效的文化政策开始变得不再那么容易发挥作用，而网络传播权力秩序也呈现出更为突出的失衡状况，捍卫多元化文化事实上变得更加困难。当然，这也是一个公民/消费者自我觉醒的新时代，文化霸权也绝难做到长期维系，还将面临持续的内外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