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什么是“贫民窟”呢？据报道，第一个公开出版的定义见于作家詹姆斯·哈代·沃克斯（James Hardy Vaux）1812年的《闪客词典》（Vocabulary of the Flash Language），该书中“贫民窟”与“敲诈勒索”或“罪恶交易”是同义词。然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霍乱盛行的年月，贫民在贫民窟中生活而非从事交易。卡迪纳尔·怀斯曼（Cardinal Wiseman）因其在关于城市改革的著作中把“贫民窟”（低级行为发生的空间）从一个街头俚语变革为一个被附庸风雅的作家们随意使用的术语而不时受到赞扬。到19世纪中叶，贫民窟一词在法国、美国和印度被确认，并被广泛认可为一种国际现象。专家们和外行们争论人类在何处堕落得zui可怕：白教堂区（Whitechapel）还是拉夏贝尔（La Chapelle）、格拉斯哥的高伯（Gorbals）还是自由区（Liberities）、穷巷（Pig Alley）还是茂比利湾（Mulberry Bend）。在1895年的一份关于“大城市中的贫民”的调查中，《史克里伯纳杂志》（Scribner’s Magazine）把那不勒斯的商住综合体（fondaci）称为“地球表面zui恐怖的人类居住区”，但高尔基认为莫斯科zui臭名昭著的克绰维（Khitrov）区实际上是“更低级的深渊”；而吉卜林（Kipling）讽刺地把读者带入加尔各答（Calcutta）“越来越静默的”科洛欧托拉（Colootollah）“恐怖之夜”中“一切zui低级的堕落”。

　　这些经典的贫民窟具有臭名昭著的地方性和别具一格的当地性，但改革者们一致同意查理·布思的观点——废弃伦敦的“利文斯敦博士”——即所有贫民窟都是破烂住宅、过度拥挤、疾病、贫困和邪恶的混合体。当然，对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而言，道德维度是决定性的，贫民窟zui先和首先被想象为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不可救药的、野兽般的社会“渣滓”堕落在一种不道德的和常常是放荡的狂欢之中；实际上，一大批文学作品曾以那些来自城镇阴暗面的可怕故事取悦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在《城市中的人性》（Humanity in the City）一书中，查平牧师（Reverednd Chapin）狂热地说道：“野蛮不是在阴暗的森林中，而是在煤气灯下和警察眼中；带着一种战争狂欢（war-whoops）和夜总会般的狂热，他们衣冠楚楚，内心却与犯罪分子一样残酷。”40年后，新的联合国劳工部（US Department of Labor）在对美国廉价公寓生活的第一次科学“调查”［《巴尔的摩、芝加哥、纽约和费城的贫民窟》（The Slums of Baltimore, Chicao, New York, and Philadelphia, 1894）］中仍把贫民窟定义为“肮脏的背街地区，特别是当其居住者为一些流动和犯罪人口时”。

　　《贫民窟的挑战》一书的作者们抛弃了这些维多利亚式的诽谤，而以另外的方式保留了贫民窟的经典定义：以过度拥挤、贫穷或非正式住房、安全饮水、下水道设施的缺乏和工作的无保障等为特征。这一可操作性定义在2002年10月内罗毕举行的一次联合国会议上被正式采用，“仅限于居住区的物质和法律特征”，避开了更难测量的“社会维度”，尽管它在大多数情况下等同于经济和社会边缘性。这一定义将城郊棚户区和内城廉价公寓涵盖在内。对界定贫民窟具有什么样的特质而言，这种多维方式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方法；许多读者将对联合国相应的实证发现感到吃惊：仅有19.6%的墨西哥市民居住在贫民窟中（当地专家曾承认将近2/3的墨西哥人居住在贫民窟价格低廉或老旧的廉价公寓中）。即使采用这一限制性的定义，联合国研究者估计2001年至少有9.21亿贫民窟居民，而2005年将超过10亿：约等于青年恩格斯1844年首次在圣吉尔斯（ST. Giles）和曼彻斯特旧城主要街道上冒险时的世界人口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