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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总统与民众
2016-11-03 作者: 埃里克·罗威 来源: 经济参考网

  罗斯福总统从一开始就言明了他的经济主张,并一以贯之地予以遵循。目睹了总统签署批准全国银行歇业休假公告指令的全过程后,美联储首席法律顾问怀亚特不得不承认,“罗斯福总统似乎完全明白金融体系运作的机制”。

  而在上任伊始,罗斯福总统对货币政策的一系列主张便引起了不少经济界人士的关注,他们不禁纷纷猜测总统对经济问题独到的见解究竟从何而来。一些学者认为,罗斯福总统是从他的顾问们那里获取了必要的货币理论知识,而后通过个人对这些知识的消化理解,将相关理论付诸实践。在总统所发表的有关经济政策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部分理论;另外,总统顾问乔治·沃伦(George Warren)和詹姆斯·哈维·罗杰斯(James Harvey Rogers)的经济主张也对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在其关于购买力水平的发言中,我们看到了凯恩斯理论的影子。

  虽然罗斯福的批评者总是诋毁其不懂经济运行的机制,但其实罗斯福总统早在青年时代就修习过经济学专业的知识。在用三年的时间修完了哈佛大学本科的全部课程后,经导师推荐,罗斯福又在研究生期间学习了历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相关课程。在此期间,他还学习了美国经济发展史、美国铁路经济学、公司治理经济学以及金融学等课程。

  在罗斯福的学生时代,经济学教授们都在反复强调遵守金本位制的重要性,但罗斯福却选择跳出这一思维局限,对货币制度有了自己的认识。“我在大学里上了一些经济学方面的课程,”据他后来回忆,“可是我所学到的知识却都是错误的。”罗斯福总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成年后,他一直密切关注经济学领域内理论学说的最新发展,并在大萧条爆发之前就掌握了货币理论方面的前沿学术思想。20世纪20年代末,他对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褚凡特·福斯特(William Trufant Foster)和维德·卡钦斯基(WaddillCatchings)的学术主张产生了浓厚兴趣。二人的研究揭示了货币政策在避免经济危机爆发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建议政府通过扩大支出的方式,提高社会总需求,以提振实体经济发展。可以说,这一经济主张与凯恩斯的思想不谋而合。“通货膨胀固然存在恶性循环,但比它更可怕的是通货紧缩带来的严重社会经济危害。”福斯特和卡钦斯基在1928年共同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写道:“社会需要的是可以被国家经济政策引领的有计划性的经济繁荣。”

  在罗斯福担任纽约州州长期间,正值大萧条给美国经济带来最沉重打击的时期。彼时,他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乔治·沃伦和欧文·费雪的货币学说上。二人的研究解释了维持稳定的美元购买力水平的重要性,但这一目标无法在当时的金本位制下实现。1932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罗斯福将诸多经济学领域内的专家招揽进自己的顾问团队,其中就包括经济学家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 Tugwell)。也正是特格韦尔将费雪引荐给了罗斯福,而罗斯福也采纳了费雪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建议。当然,罗斯福从来都不只信一家之言,他一向善于从广泛的建言中选择对政策决策最有益的内容。

  事实上,罗斯福旨在通过货币制度改革实现双重目标:国内经济复苏与国际安全局势稳定。1936年9月,趁美国步入经济复苏的轨道之际,美国政府开始把视线转向国外,美国与英、法两国签署了一项“三国货币协定”。在确保国内货币政策灵活性不受干扰的前提下,该协定约定了三国货币间的汇率水平。此外,美、英、法三方还承诺将通过合作维持三国各自货币对外价值的稳定。正如时任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所言,该协定彰显了罗斯福本人的外交政策主张。三国货币协定的签订对后世有着深远的意义:协定的缔结令美、英、法三国联合起来,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早期的基础。当时,纳粹德国利用操纵贸易和货币价值的手段攫取了巨额财富,并用这笔财富为其扩充军备埋单。不仅如此,该协定还为1944年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的召开铺平了道路。数年后,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会议上,经济上的共同繁荣取代汇率稳定成为缔造战后和平的共同目标。在上任后第一年末,罗斯福总统让美国人民重拾了对美元的信心;而在他整个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这份对美元的信心已在各国人民中间传递。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新政”的成功得益于罗斯福总统在其12年的任期内始终坚持施行透明、连续的货币政策。可能在公众看来,罗斯福新政的经济复苏计划中最显著的成果是一系列公共事业的开展。然而,“新政”中的货币政策在经济与政治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越了“文明庙宇”中其他支柱的贡献。

  虽然,“以工代赈”的救济计划确实为失业的美国人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美国联邦政府及州政府设立的工赈机构为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领取了政府薪水的工人们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大批桥梁、堤坝、高速公路以及校舍。但相关学术研究表明,相对于大萧条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这笔财政开支无异于杯水车薪。16

  即便财政政策的效用并不足以提振经济,不可否认的是在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经济的确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甚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经济快速发展在“二战”期间也并未受到太大干扰。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即便罗斯福的财政政策无法拉动经济摆脱衰退的泥潭,但是他的货币政策却做到了这一点。到了1945年,一个崭新的、更为灵活的货币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取代了僵化的“金本位”制,其为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保留了足够空间。正是罗斯福总统对美国当时货币制度所采取的果断变革,终结了“黄金为王”的时代,为国际货币体系掀开了一页崭新篇章。在这个新时代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有权适时适度地调节市场中的货币供给量,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目的。

  回首罗斯福的总统任期,实属危急存亡之秋:他不仅要使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还要通过美国经济实力的壮大抵抗法西斯主义对文明社会的侵犯。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通过卑劣手段登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罗斯福在当时就认定这个独裁者将会给欧洲大陆的和平产生巨大威胁。罗斯福曾对身边的一位助理提及,希特勒奉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邪恶的征兆”。虽然希特勒在当时并没有完全暴露自己的野心,但在罗斯福看来,“希特勒的‘黑巫术’可以召唤出人心底最阴暗的想法,它不仅讥讽他们对艰难生活的隐忍,还煽动了他们的民族仇恨。最终,这种极权统治将击垮理性与正义等文明社会赖以依存的基石”。数月后,罗斯福又告诉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在他看来,“纳粹的威胁将极有可能使欧洲陷入另一场战争”。应该说,罗斯福总统已极富远见地认识到,守卫文明社会的重任还将有赖于美国经济的重振。并且,他还预测终有一日,美国将为反法西斯战争输送自己的力量。

  回首20世纪30年代,对战争迫近的“恐慌”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罗斯福的确在与时间赛跑,但时钟指针的运动速度却由希特勒掌控。一种紧迫感时刻催促着罗斯福总统为推动“新政”所做的一切工作。战前动员、扩充军备、闪电战、大屠杀,希特勒的一步步举动不断放大了西方社会的危机感。一方面,美国要与德国比拼;另一方面,罗斯福也在与希特勒竞争。

  经济复苏乏力的可怕后果是国家将无力抵抗纳粹的恐怖威胁。不仅罗斯福总统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凯恩斯对此也持同样的看法。1933年末,罗斯福总统收到了凯恩斯的一封来信。凯恩斯在信中写道:“您已成为那些力求在现行制度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弊病的人的委托人。”如果罗斯福新政取得成功,那么文明社会的和平与繁荣将得到维系。如果它失败了,“那么理性的变革将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严重的损害”。凯恩斯如是说。

  抛开战争阴霾不论,罗斯福的货币政策在国内也遭遇了强大阻力,反对者正是一众向来冷静的金融业人士。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威胁始终是通货膨胀,当前面临的严重通货紧缩根本不足为虑。同时,只有金本位制才可能防范通货膨胀的到来。他们中的一些人表示,如果守卫金本位制的后果是物价的持续下跌和经济的日益衰退,那么这也是为了维护币值稳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只要货币与黄金保持当前的法定兑换价格不变,那么市场上的货币就将长期保有稳定的真实价值。“我坚决支持金本位制,其他货币制度下的美元都是鬼扯。”有罗斯福的反对者发出了这样的咆哮。在他们眼中,所有抱怨金本位制的人都只是“爱哭闹的、不懂事的孩子”。而与他们的期待相悖的是,罗斯福总统并不去聆听与他们“英雄所见略同”的商业领袖们的建议,却转而投向了那些“不明事理”的大学教授的阵营。“罗斯福一只手擎起了为美国普通民众谋福祉的大旗,另一只手却发起了针对商业部门的渎职调查,这极大地打击了商界领袖们的信心。”一位反对者说。

  但是,罗斯福在任内自始至终都对这些抱怨视而不见,他的确做到了不让银行家们“有机可乘”。他的美元贬值政策,令美元发行走上了一条摆脱国库内黄金储备约束的道路,为国内经济复苏提供了加速器,并为反法西斯战争贡献了充足的物质保障。其执政期间,随着经济的提振,罗斯福总统在民众之中的威望也与日俱增。

  虽然罗斯福新政取得了丰硕成绩,但是当今的一些政治家与经济学家却更倾向于其反对者的理念:给经济发展带来最大破坏的是通货膨胀,失业者和背负沉重债务负担的普罗大众需要自己走出经济困境。在他们看来,为了防止国家丧失市场活力与信心,没有人有权对商业领袖的经营决定指手画脚。

  大致有两个方面原因导致了人们对于罗斯福新政的不公正评价。一方面,由于引证资料的不可靠性,历史学家往往都将罗斯福的成功归功于他的幸运,而非执政能力。在罗斯福的前顾问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和詹姆斯·沃伯格(James Warburg)撰写的回忆录里,他们详细记述了罗斯福的早期货币思想。而这两本回忆录后来成为介绍罗斯福生平的文章中被引用最多的参考文献。在莫利和沃伯格眼中,罗斯福新政太过激进。因为坚持与罗斯福相悖的货币政策主张,二人在罗斯福就任总统不久就与之决裂。在二人的描述中,罗斯福总统既不懂经济,也易被外界力量牵着鼻子走。这类回忆录中不公正的评述直接影响了早期罗斯福传记的作者对其货币思想的看法。这其中,受到影响的传记作者就包括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和小亚瑟·史列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现今,他们各自撰写的“罗斯福传记”已成为后世学者广泛引用的权威参考资料。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现今有关罗斯福的传记中缺失了有关其货币政策的恰当评述:罗斯福总统过长的执政年限与对大萧条和“二战”等重大事件所费笔墨之巨,已使传记作者没有余力再去认真分析其货币政策了。

  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已经忘却了一个事实——罗斯福新政的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奏效了。我们先来谈谈一部电影。2011年上映的电影《商海通牒》(Margin Call),讲述了一家面临破产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自救的故事。影片中,当投行高管陶德[John Tuld,由杰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饰演]试图为自己残酷无情的自私做辩解时,他发表了大段独白。“市场崩盘总会发生,”他说,“经济起起伏伏,而身在其中的人们是无法逃脱经济危机的。”接着,他细数了一连串市场爆发恐慌的年份“……1901年、1907年、1929年、1937年”,在此处,他停顿了一下,才又继续,“1974年、1987年……”。在剧中,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停顿,但投射到现实经济历史变迁中却意义非凡。1937~1974年的30余年间正是战后繁荣时期,法国人将这段时间称为“辉煌三十年”(les trenteglorieuses),指经济增长与繁荣共存的一个时代。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罗斯福及其追随者的经济政策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

  在战后繁荣的这段时间里,正如一位金融记者提到的,“因为金融体系的发展被抑制,这自然也就抑制了危机的爆发”。随着银行家鲁莽的逐利行为被法律约束、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世界各国分享了稳定的经济增长与低水平的通货膨胀给社会带来的福祉。战后,借力于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的推行,美国的出口量猛增;随着工业生产的恢复,饱受战争创伤的各国也实现了经济的提振。与此同时,就连从前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也都在战后取得了经济上的发展。另外,对于陷入严重财政赤字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通过积极的援助和贷款计划帮助其走出困境。此后,一国的经济下行已无法对世界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即便是美国,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爆发了一次经济危机。虽然很多批评家将这一轮经济危机的爆发归结为“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的失效,但是客观来讲,是不合时宜的政策举措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在罗斯福时代,为了确保就业,经济政策选择容忍较高的通货膨胀。正如菲利普斯曲线所印证的那样:失业率与通胀水平呈反向相关。但到了70年代,越南战争和石油危机将美国经济拖入了滞胀的泥潭,通货膨胀与较高的失业率水平又加剧了这种状况。经济危机发展到另一种情景——通胀与失业共存。“虽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容忍曾为美国社会创造了自40年代以来最低的平均失业率水平。时至今日,同样的政策举措带来的却是自30年代以来最高的失业率数据。”一位经济学家在其撰写于70年代末期的报告中提到,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溃败”。对此,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学者辩称,正是因为政府没有遵照他们开出的药方,经济才会陷入如此境地。即便凯恩斯的批评者们不时也会承认这一点,但还是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将政策的失误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24

  此后,经济学研究开始越来越仰仗计量手段的应用。但是,在不切实际的计量模型中,失业率这个变量被解释成了“自愿失业”,而非市场机制失灵的结果。在秉承自由市场理论的学者看来,政府应该放任市场自行消化经济周期的波动。在这一时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到1980年,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公然宣称“凯恩斯主义已死”。在研讨会上,人们不再认真对待凯恩斯的学说。一听到发言者在做与凯恩斯主义相关的报告,听众们便不免交头接耳、嬉闹窃笑。

  在面对70年代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之际,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均否定了罗斯福总统高超的执政能力,推翻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推崇。但当他们做出上述草率的判断时,他们甚至不曾想到,正是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才使美国经济走出了大萧条,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虽然人们总是将当代的经济危机与30年代的那场大萧条做对比,但他们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手段却往往借鉴于70年代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经济政策制定者们选择忽视价格水平的真实走向,采取紧缩财政开支,推迟干预等举措。紧缩政策严重拖累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市场上的投资与消费需求进一步下滑。在真实市场环境中,经济紧缩政策在欧洲各国更为普遍。政府大多将货币价值的稳定视为经济政策的最高目标。为此,他们不惜牺牲就业率,甚至不顾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的威胁。虽然不能说政府和中央银行是完全不作为的,但是他们只在经济深陷危险境地时才草草出手也是不争的事实。

  直到本轮经济危机之后,学者们才开始重新正视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他们指出,在化解本轮危机的过程中,凯恩斯的政策主张要远比那些讥笑他的经济学家的主张更为有效。而新近为他撰写传记的作者也肯定了其在社会经济事务中所取得的成就。显然,凯恩斯并不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理论家,他更是一个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而积极介入政治解决方案的行动家。

  在为了构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而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同时迎来了他人生中最伟大的胜利与最失意的挫败。事实上,大多数人在关于此次会议的历史回顾中,都不免强调凯恩斯与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之间的分歧。而分歧的焦点主要是在他们基于各自的国家立场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所做出的不同的方案规划之上。结果则是,虽然凯恩斯的国际货币体系方案既遵循了学术的严谨性,又为该国际体系的发展昭示了广阔前景,但“怀特计划”由于有着美国巨额财富实力作为后盾,而终被采纳。

  也许我们并没有必要过于关注凯恩斯与罗斯福在他们交往的最后阶段中出现的分歧。因为更重要的是,这两个紧密的盟友早在1933年已就货币制度改革达成了广泛共识。而到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之际,这一共识已得到了世界各国与会代表的认可。在罗斯福总统就任以前,国家之间并不存在促进共同繁荣的共识。可以说,这一共识既是罗斯福政府不懈工作的产物,也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思想结晶。

  虽然凯恩斯的有关思想的确对罗斯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这并不代表罗斯福的经济主张完全根植于凯恩斯的理论学说。正如经济学家特格韦尔在后来的著作中描绘的那样,虽然“在外界看来,总统是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但这并不是因为罗斯福通读了凯恩斯的学术著作。在当时,经济学界的学术气氛本就十分浓郁,所有不愿固守旧有学说的学者都在试图为大萧条找到解决方法。这其中,诸多思想家都为罗斯福政府贡献了务实的建言。不只是经济学家沃伦、费雪、福斯特和卡钦斯基,像银行家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Eccles)与日后成为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都曾为罗斯福总统的货币政策改革出谋划策。虽然将美国经济在大萧条之后的快速发展归功于罗斯福或者凯恩斯一人的说法很是炫目,正如一位撰写凯恩斯传记的作家曾经说过的:“在公众看来,个人英雄主义所散发的魅力是巨大的。这里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包容数位英雄的集体涌现。”但在真实情境下,罗斯福和凯恩斯都需要旁人的协助才能实现他们心中的宏愿。

  虽然罗斯福的身旁有无数富有才智的学者,但是毫无疑问,凯恩斯占据了一个颇为特殊的位置。早在罗斯福总统上任之初,他的顾问们就看出了凯恩斯与罗斯福在经济主张方面的共性,并试图将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引荐给他们的总统。一位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曾期冀有“一种神奇的魔法”能够促成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结盟。可原来,此事并不需要仰赖魔法来实现,时间与信件往来才是美梦成真的工具。在两人正式结识之后,双方又在多个场合有了正式会晤。此后,凯恩斯还以信件的方式向罗斯福传达了他的经济政策建议。在特格韦尔看来,二人的交往中还融合了一些非凡的特质:罗斯福在与凯恩斯交谈时,表现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直率”。“凯恩斯终究是个局外人,他既不会阻挠罗斯福的任何计划,也不会过于积极地推销他自己的方案,所以总统才会如此放松。”特格韦尔对此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但事实上,无论是在罗斯福总统重塑国内经济之时,还是在他考虑是否要给予英国经济援助之时,抑或是在他为战后和平拟订方案之时,凯恩斯都献出了自己极富远见的宝贵政策建议。如果说,我们的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为没有实现他的全部目标引以为憾,那么,他该为有幸能够成为美国总统心目中的灯塔而感到些许欣慰。

  可以说,罗斯福总统对经济学思想的熟稔与凯恩斯对权力运作中实际问题的通透都是超乎后世学者现有认知的。二人在思想上的交相辉映,使他们成功发起了一场货币本位制度的伟大改革。以此到来的经济复苏令商业活动重新焕发生机、重拾希望的民众举起手中的武器英勇地反抗法西斯的无耻侵略、文明社会的安全最终得以捍卫。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到,罗斯福和凯恩斯都十分擅长从以往的过错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而当我们有幸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放眼整个世界时,我们需要铭记这二人曾经历过的伟大历史,并从他们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在当时,凯恩斯之所以对罗斯福新政满怀信心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罗斯福并非他接触到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却是唯一一位有胆识、有担当做出变革的总统。早在多年以前,凯恩斯就致力于要让美国人明白,债务与货币工具将在缔造永久的和平中贡献卓越的力量。时间倒回1919年,为了帮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拯救危机当口的西方文明社会,凯恩斯在当时就提出了一套战后重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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