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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大环境
——2016东北振兴论坛综述
2016-09-01 作者: 郭达 来源: 经济参考报

  ●东北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相对较弱,难以适应东北经济的发展与全面振兴的现实需求,尤其要防止东北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某些非国企主业领域(如房地产)争夺市场的现象已有改善,但仍应加快推进以调整国有资本布局为重点的国企改革,通过市场手段退出国企非主业领域,为民营企业发展腾挪空间。

  ●东北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尝试“体制复制”,例如,可考虑由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水平较高的广东、浙江、江苏三省与东北三省分别对口合作,开办特殊合作区。合作区内由东南三省派出干部主导,借用东南三省已有的政策、规则,形成合理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振兴的多次重要讲话精神,由东北大学、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简称振兴院)共同发起,联合哈尔滨、沈阳、长春、大连四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破题发力:东北全面振兴的新体制与新机制——2016东北振兴论坛”于近日在哈尔滨举行。与会专家就创新民营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增强东北民营企业发展活力展开深入研讨。

  提振东北民营经济信心防止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

  与会专家认为,无论从当前还是从中长期发展看,必须提振东北民营经济发展信心,防止民间投资断崖式下降,使民营经济成为东北全面振兴的主力军。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振兴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张占斌认为,东北要振兴离不开民营经济和民营资本的振兴。脱离了民营经济,东北振兴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前,东北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相对较弱,难以适应东北经济的发展与全面振兴的现实需求,尤其要防止东北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

  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振兴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曹远征认为,东北民营企业发展明显不足,东北国有企业的比重明显高于私人企业。全国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的比例为1:50,而东北仅为1:24。国有企业占比过高、民营经济发展滞后造成东北经济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转型困难。

  大成企业研究院院长、振兴院专家委员会委员陈永杰认为,民间投资是稳定中长期投资的主要来源。当前东北民营经济发展滞后、民间投资大幅下滑是造成东北经济活力不足的主要原因。2003-2015年,东北民间投资占全国民间投资的比重由8.1%下降至5.4%;从当前与近期、中期看,稳定经济必须稳定投资,稳定投资必须稳定民间投资。当前,东北各级政府必须在提振信心、鼓励民间投资上采取更为重大、切实的政策。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认为,民营经济是东北振兴的主力军,民营经济可以救东北、振东北、富东北、活东北。从现实来看,东北民营经济发展严重滞后。2015年东北三省中民营经济比重最高的辽宁省也仅占68%。在2015年中国民企500强的区域分布中,东北仅有10家,与排名第一的浙江省(138家)差距巨大。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谢地建议,应将提升民企实力作为新一轮东北振兴与东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内容。上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民营经济有长足发展,但也造成民营经济对国有企业和政府的依附程度较高,独立发展能力较差的问题。大量存在于第三产业的民营企业,规模小,业态低。这在很大程度导致当主要存在于“重型”领域的国有经济下行时,民营经济根本撑不起来、兜不住。

  拓展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空间重在打破垄断开放市场

  与会专家认为,市场化改革滞后是造成东北民营经济发展不足的重要原因。当前,应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国企改革及其他垄断领域,为民营经济发展拓展空间。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市长宋希斌认为,市场化改革是未来东北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当前,东北应着力优化所有制结构,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充分发挥新区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通过实施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活力。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国企应主动退出一些领域,为民营经济发展腾挪市场空间。当前,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某些非国企主业领域(如房地产)争夺市场的现象已有改善,但仍应加快推进以调整国有资本布局为重点的国企改革,通过市场手段退出国企非主业领域,为民营企业发展腾挪空间。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振兴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常修泽建议,当前东北应放宽基础领域,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进入基础领域的垄断部门,进一步激发民间资本活力,实现民营经济做大做强。

  张占斌认为,门槛高、渠道窄、约束多使得民间资本投资领域较窄。当前,东北垄断、半垄断问题比较突出,国资国企凭借其地位和授信优势使得其子公司渗透到市场的各个领域,存在与民企民资争夺市场现象。此外,去库存与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等新旧问题相互叠加,造成民营资本可投产业空间进一步收窄。为此,东北应着力打破市场垄断的同时,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基础性领域和参与国企改革,为民营企业投资拓疆展域。

  陈永杰认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激发民营资本活力,关键在于打破垄断。一是要破除行政垄断,必须将政府对某些特殊方面经济的直接经营行为或授权企业经营行为严格限制在最小范围;二是要规范自然垄断,将自然垄断环节与其他的非自然垄断环节严格区别开来,非自然垄断环节向各类市场主体放开;三是打击市场垄断,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振兴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张屹山认为,东北三省应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一是要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取消资源的价格管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要打破条块分割和市场壁垒,让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垄断行业竞争,让各类企业公平的参与市场竞争,调动企业活力,提高企业效率。

  下大力气改善民营经济发展营商环境

  与会专家认为,东北地方政府干预资源配置及企业管理问题突出,民营经济活力不足。因此,应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目标,调整现有政府管理模式,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市场干预。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振兴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刘世锦建议,把“体制复制”作为东北优化市场环境的突破口。当前,东北改革面临的是显性体制加隐性体制的整体体制环境问题,如果继续沿用扶持输血、投资拉动的办法,短期刺激效果也未必见到,更重要的是可能错失振兴机遇。为此,东北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尝试“体制复制”,在一定范围内实现“换环境”。例如,可考虑由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水平较高的广东、浙江、江苏三省与东北三省分别对口合作,开办特殊合作区。合作区内由东南三省派出干部主导,借用东南三省已有的政策、规则,形成合理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

  曹远征建议,东北地方政府应以放权、监管、服务为中心,缔造市场环境,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促进政府职能由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同时,坚持包容发展的合作理念,以PPP为核心,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

  许善达认为,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是东北振兴的关键。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可吸引投资,还可带来大量的人才、技术、管理等先进要素。

  张占斌认为,东北地方各级政府守信意识差、权大于法、行政效率不高等问题突出,为民营企业投资热情和安全感造成了消极影响。东北地方政府应以全力打造诚信政府和法治政府为重点,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一是注重培育诚信政府,地方政府应注重自身信用体系建设;二是政府严格依法行政,杜绝“权大于法”现象;三是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加强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的政策落实。

  陈永杰认为,提振信心、鼓励东北民间投资,重在破除旧观念,完全承认民营经济的地位;充分肯定私人财产与企业家财富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平等保护私有财产,完善财产平等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长春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张晶莹提出,东北振兴,市场是主体,企业是主角,政府是搭平台。政府要通过简政放权、并联审批、建立“一门式、一张网”服务体系等方式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服务,尊重市场在配置资源的主体地位。

  大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曹爱华认为,构建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在三张清单(权利清单、责任清单、收费清单)的基础上,做好搭建平台和服务两件事。一是政府应积极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与科技型企业搭建对接平台,促进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二是政府应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难点问题。

  张屹山建议,以法治化管理营造市场环境。一是全面理清和整顿地方政府职能,明确各级政府职责,确定并公开政府执行权利的程序,以法律的形式防止政府基于惯性和私利对市场的行政干预;二是广泛征求立法需求,完善现有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三是强化司法监测体系,加大违法的惩治力度,树立法律权威。

  梁启东认为,东北全面振兴的途径是市场,结构调整要靠市场机制,培育发展新动能也要靠市场。从现实情况看,东北强政府与弱市场、大政府与小社会问题突出。为此,东北应加强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制度供给,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法制环境、政务环境、政策环境与人文环境。

  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振兴院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小鲁认为,东北地方政府过多的干预市场,是造成当前民营经济发展滞后、结构性失衡的主要原因。为此,政府应做好以下十件事:一是减少政府干预和保护,简政放权,促进公平竞争,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除必要的基础设施项目外,减少不必要和低效率的政府投资;三是改善市场环境,鼓励公平竞争,促进创业创新;四是清理特惠政策,实行普惠政策,降低企业负担;五是主要靠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去产能、去库存;六是推进土地流转和建设用地市场开放,挤压房地产泡沫;七是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加强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鼓励消费回升,让过高的储蓄率降下来;八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九是改革财税体制,改善收入分配,缩小过大差距;十是推进政府改革,从经营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

  谢地认为,当前东北地方政府治理环节也同样面临着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治理“越位”与“缺位”并存的矛盾;二是政府治理面临“放”与“管”的矛盾;三是政府治理“滥作为”与“不作为”的矛盾。因此,在推进政府治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地方政府应加大制度建设,改善民企营商环境,像支持国有经济与外资一样给予民营经济更多支持,特别是支持民营企业转方式、调结构,进入“新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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