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我国引进外资还会继续发展，规模也会继续扩大，但是吸收外资的理论基础、引资目标、引资结构都将发生变化。时至今日，我国引进外资的理论基础已不再是弥补资金短缺的“两缺口理论”了，而是引进优质要素论和相互投资论。

　　●在向外转移产能和进行投资的时候，要与构建我国企业主导的跨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相结合，把一部分生产环节放到国外，把关键零部件、原材料、研发设计、服务等环节留在国内，实现国内外产业环节互联互补。

　　●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继续落实和实施近年来提出的新战略，如“一带一路”战略，自贸区升级战略，全球价值链提升战略、贸易强国战略、贸易和投资结合战略、培育竞争新优势战略等。

　　《经济参考报》：2015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再创新高，对外投资实现13年连增，存量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近年来，相比起增长平稳的吸收外资，对外投资的增速更加迅猛。作为已经研究我国对外投资三十多年的专家，应该说您见证了对外投资的增长变化，您如何看待这个变化？如何展望十三五时期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增长趋势？

　　卢进勇：纵观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发展经验都是先引进外资，待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开始进行对外投资，可以说我国对外投资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增长变化，也基本遵循了这个历史性、阶段性和渐进性的发展变化规律。这种发展变化的背后是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跨越、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技术管理水平的增强，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资本跨境流动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对外投资规模的持续高速增长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必然产生的结果，也是多年来我们期盼出现的结果。2015年，我国利用外资排名全球第三（以前我国曾经多年排名世界第二，有的年份还曾排名第一），对外投资也排名全球第三，我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国际投资大国，在国际投资格局中的地位已经从单向引资大国演变为双向投资大国。进而，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主要方式除了货物与服务进口贸易和发展援助以外，又增加了对外投资这种新的方式。

　　展望“十三五”时期，对外投资的增速会继续快于吸收外资的增速，而且对外投资金额肯定会超过吸收外资规模，我国将成为流量方面的净对外投资国（存量方面的净对外投资国预计将在“十四五”期间实现）。在巩固已有地位的基础上，我国将在国际投资大国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并逐步向国际投资强国迈进。伴随对外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形成了即有资本引进也有资本输出，投资与贸易结合，投资推动国际分工深化的新的国际投资格局。

　　《经济参考报》：您如何定义国际投资强国？

　　卢进勇：国际投资强国首先应体现在对外投资方面，即不仅投资数量要多，更要有质量和效益，要有很强的对外投资能力。一般而言，投资强国的标志主要有以下6个：一是投资规模居世界排位前三，至少也应当是前五；二是开展对外投资的主体多数是跨国公司，这些主体企业拥有自主专利、自主技术和自有知名品牌；三是拥有由本国企业主导构建的全球价值链和跨境产业链，换句话说就是本国企业拥有自己的国际生产经营网络，处在价值链的中高端；四是境外投资企业的生存年限比较长且经济效益比较高；五是人均对外投资额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以上（如2015年世界人均对外直接投资236美元，中国仅有97美元）；六是对国际投资规则制定拥有一定的发言权，而不仅仅是了解、加入和利用。综合以上六个方面来看，我们国家距离国际投资强国还有一定的差距。

　　另外，从引进外资的角度分析，国际投资强国应具有持续的引资能力，当地投资环境对国外投资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引资规模应居世界前列，引进的投资是高质量的和结构优化的。“十三五”时期，我国引进外资还会继续发展，规模也会继续扩大，但是吸收外资的理论基础、引资目标、引资结构都将发生变化。时至今日，我国引进外资的理论基础已不再是弥补资金短缺的“两缺口理论”了，而是引进优质要素论和相互投资论。我国已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变为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外国企业在实施全球投资布局时必然会到中国来。只要你的市场的开放的，你不请它们都会来。

　　《经济参考报》：一方面，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比提高，表现出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对于制造业吸收外资的下降也存在担忧。您认为这是否会造成我国国内制造产业的衰落，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卢进勇：的确，近年来制造业利用外资有所下降，如2015年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31.4%，服务业的比重则为61.1%。对于这个变化我想做以下几点分析：首先，从结构优化的角度来看，服务业引资占比上升确实是一个趋势，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从发达国家引进外资产业结构变化的历史来看，制造业占比下降服务业上升是一个规律性的趋势，这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后产业结构逐步服务化和轻型化有关。就我国的情况看，鼓励服务业加快发展，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重是政府政策追求的目标之一。其次，有必要明确一点，我国制造业还是要引进外资的，还是欢迎外资进入的，因此该行业引资占比的不断下降应引起关注。在中国，制造业的地位举足轻重，通过引进外资加快制造业的发展，提升制造业的水平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在劳动密集型等一般制造业引资减少的同时，必须加大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高技术制造业引资的力度与规模，促使这些行业发展更快一些。再次，当外资制造业规模有所缩小的时候，要加快内资制造业的发展，总之中国的制造业不能衰落，而是要转型、升级和再出发。最后，服务业引资外资也要注意优化结构，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的占比要恰当。现阶段，生产性服务业（如物流、金融、研发、培训等）相对落后，借助外资加快升级发展更具迫切性。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要关注制造业外资下降这个趋势，但还不能下结论，不能说已经导致制造业的衰落。

　　《经济参考报》：去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和“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您如何理解这两个“新”？

　　卢进勇：《意见》系统地描述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框架和任务。具体而言，外资的“新”：一是外资法律新，除了三法合一之外，还要出台和调整一些新的法规，中美中欧BIT也正在加速谈判之中。二是管理模式新，由以前的逐案审批变成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外资产业政策更加开放化，这是巨大的、革命性的变化。三是引资目标新，不再仅仅是引进资金和技术，还包括智力、网络、研发、企业运行机制等一整套新的东西。四是引资手段新，从依靠优惠政策引资到现在采用符合国际投资规范的投资促进手段引资。五是引资环境新，今后引资环境将更规范、法治、自由和透明，营商环境更符合国际惯例。

　　对外投资的“新”，一是法律法规层面的新，“境外投资管理条例”和“境外投资保险办法”有望出台，这两部法规是业内呼吁多年的；此外，从双边到区域自贸协定中将加入更多投资内容，国际法律保障体系将更新完善。二是管理体制与模式的新，境外投资管理体制已经历多次改革，从严格审批制——分级审批制（按金额）——核准制（入世之后）——到现在的登记备案制，在对外投资领域我们已经采用最先进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三是促进体系的新，将会逐步把投资促进纳入政府职能，将更加强调公共服务的性质；四是鼓励扶持政策的新，除了常用的财税、金融手段外，伴随着更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构建自己主导的跨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产业扶持政策和贸易扶持政策必须要跟上。五是走出去模式的新，将有更多的企业采用集群模式和境外园区模式走出去。

　　《经济参考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国际产能合作”，“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打造中国制造金字品牌”。当前，国际产能合作已经实现了良好开局，钢铁、有色、建材等富余产能开始规模化向外转移。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过程中，如何避免国内产业空心化和就业岗位的流失？

　　卢进勇：如何避免扩大对外投资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的国内产业空心化与就业岗位流失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应超前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少发达国家都遇到了，亡羊补牢代价大，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早点预防。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预防措施：第一，我们向外转移的产业应该是国内长线的、产能富余的产业，属于“去产能”的范围。第二，富余产能转出去之后，在原有地区要发展起来一批短缺和新兴的产业，比如高科技行业、高端和智能制造业、节能环保业、现代服务业等，要切实做到“腾笼换鸟”或“腾笼壮鸟”。这可以称为“再产业化”，与西方国家的“再工业化”不完全一样。第三，在向外转移产能和进行投资的时候，要与构建我国企业主导的跨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相结合，把一部分生产环节放到国外，把关键零部件、原材料、研发设计、服务等环节留在国内，实现国内外产业环节互联互补。客观来讲，富余产能的向外转移肯定会导致国内一部分产业的缩小和就业岗位的流失，但只要提早预防，就可以把不利影响限制可控范围之内。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对外投资也有副作用吗？

　　卢进勇：是的，确实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会对国内经济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产业空心化、就业岗位的流失、GDP和税收的减少等；企业到了东道国以后，如果不注意环保、劳工权益和社会责任，也有可能引起当地社会的反感，影响中资企业甚至国家的形象。因此，我们在看到“走出去”战略和对外投资拥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对这些问题加以警惕。

　　《经济参考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实现合作共赢。面对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化，顺应国内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迫切需要，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在开放中增强发展新动能、增添改革新动力、增创竞争新优势。”您如何理解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卢进勇：在我看来，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包含四个“新”。首先是新常态：我国开放型经济已经步入新阶段，呈现出新特征：制造业综合商务成本上升，传统的竞争优势削弱，对外贸易增速下滑；对外投资异军突起，“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加速推进；以自贸区建设为代表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稳步发展；以国内自贸试验区为龙头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正在深化；经济增速进入中速增长阶段，结构调整已经起步但任务艰巨，新优势和新动力已显露端倪但尚不能出任主角。

　　其次是新任务：面对国内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也面临着新任务，这个新任务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树立新目标——从单纯追求做大规模转向追求做优做强结构、质量和效益；培育新优势——从原有的低成本低价格优势转向技术、品牌和生产经营网络优势；探索新模式——从依靠要素投入驱动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创立新体制——从逐案审批和事前监管转向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事中事后监管；营造新环境——从主要依靠优惠和特殊政策的环境转向公开、透明、自由和法制的营商环境。

　　再次是新思路：为了完成以上5个新的任务，必须要确立新的发展思路，如五大发展理念的思路、五大任务的思路、供给侧改革的思路、结构优化和升级的思路、质量和效益优先的思路、中国主导和引领的思路等。

　　最后是新战略：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继续落实和实施近年来提出的新战略，如“一带一路”战略，自贸区升级战略，全球价值链提升战略、贸易强国战略、贸易和投资结合战略、培育竞争新优势战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