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的一个上午，我匆匆赶到钓鱼台东侧的七彩云南酒店。当时全国“两会”刚结束一个星期，新一届政府领导人走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中国向何处去”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
门开了，一位身材臃肿的老人扶着拐杖，慢步走了进来。他西装革履，一条蓝条纹的领带，一副黑框宽幅眼镜，虽然有些佝偻，但是步态稳健，气质从容，脸上始终洋溢着矜持的笑容。
这就是基辛格博士。他是来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作为一位贵宾，他总是受到中国高层的重视。就在那天早上，国务院副总理还和他共进早餐。
在餐桌上，基辛格不时停下手中的刀叉，细心地倾听大家对中国未来走向的看法，措辞谨慎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就像一位身处席明纳（Seminar）的大学教授。当谈到中俄关系升温的时候，他引用了中国古代成语“远交近攻”。显然，他对中国历史很熟悉。事实上，数月前在他刚刚推出的《论中国》一书中，他就对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进行了鸟瞰式地描述，而且不乏新颖见解。
我仔细端详这位名闻世界的外交家。他有一个羝羊般的大脑袋，下巴肥大，鼻梁高耸，蓝色的眼睛，敏锐的目光似乎有些忧郁，一头典型的犹太人的小卷发已经完全白了。自从1972年陪同尼克松访华开始，他就是继斯诺之后在中国最知名的美国人。
尤其令人称奇的是，40多年来中南海已经更换了数代领导人，白宫也换了七位主人，基辛格却成功地成为中国每一届领导人的座上宾。尤其是邓小平，自从1974年在纽约第一次会面之后，两人保持了长达20年的交往。风云动荡的1989年，基辛格为中美关系积极斡旋。那年11月他带着老布什总统的口信到北京，最后一次会见了邓小平。
因此，当2014年8月邓小平110岁诞辰之际，我向远在美国的基辛格发去了一份书面采访提纲。很快，我就收到了答复。基辛格给予邓小平高度评价，而且对邓小平之后中国的走向表现出谨慎的乐观态度。基辛格对邓小平的评价，又何尝不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评价？
尽管基辛格本人在国际社会上毁誉参半，著名记者法拉奇对他就有很多尖刻的批评。但是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这位经历过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亲戚中有14人死在纳粹集中营）的老人是真心爱好和平的。1973年，基辛格和越南政治家黎德寿因越南和平协议谈判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由于中美关系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所以他希望中美两国“寻求21世纪的世界秩序”，为此“要培养真诚的战略互信和合作，需要共同努力，包括最高领导人的持续关注”。
当然，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基辛格对未来保持着冷峻的警惕。他在《论中国》一书的后记里引用“克劳备忘录”的历史案例，对中美可能陷入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战略冲突进行了推演—虽然他认为中美完全可能避免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
中美关系对中国的未来也极其重要。近年来，中美摩擦让中国的有识之士感到担忧，因为假如中美陷入冷战乃至冲突，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有可能中断，几代中国人艰苦奋斗的成果将付诸东流。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是中国的一位谏言者，他的话值得认真听取。
采访时间：2014年8月中旬
采访地点：北京—华盛顿（书面采访）
马国川：您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先生是在1974年4月，当时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此后您和邓小平先生有许多次交往。在您的印象中，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基辛格：与数位非凡的中国领导人一道重启中美关系，是我此生的一大幸事。当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决定恢复高层交往时，双方都发出了战略转变的信号。然而，转变的形式和方向仍然尚未确定—在两个国家都有倾向不同方向的集团。
邓小平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定义其世界角色带来了勇气、信念和不可战胜的精力。他对国家的优势和劣势实事求是，对未来充满远见。他确立了很多专家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解放了中国人民的能量和创造力。
在国际舞台上，邓小平为毛泽东—尼克松会谈开辟的转变注入了实际内容。他与从前的“敌人”恢复关系，进一步夯实中苏关系，同时把美国变为紧密的战略与经济伙伴。在使中国适应20世纪70年代现实的过程中，他创立了具有几十年前瞻性的改革框架，使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强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个人交往中，邓小平一贯务实，直截了当。他会打断讨论，直奔主题，视离题寒暄为浪费时间，把精力集中于双方共同利益上。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经历过个人和国家动荡的人，汲取了其中的教训，现在正致力于中国长期繁荣的建设中。他最终以超凡的能力实现了这一目标。
马国川：邓小平一生经历许多挫折，在70多岁重返政治舞台之后，推动了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作为一个经常访问中国、密切关注中国发展的国际人士，在您看来，邓小平的改革为中国带来了哪些变化？
基辛格：邓小平复出时，中国的经济几乎处于绝境。集体和组织化的农业几乎无法满足中国巨大的人口需求，人均粮食消费量与毛泽东时代早期基本相同。只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能充分体会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邓小平在维护了独立和团结的现代中国上台执政，但当时的中国并非经济大国。它没有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未触及现代科技。“文革”后，中国在很多方面仍被隔离在世界之外。邓小平确信，当代中国只有融入国际社会，才能维持其历史地位。
事实证明，计划经济无法管理现代经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克服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停滞。他推行市场经济，下放决策权，向外部世界开放—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他进行的这场革命靠的是发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中国人民有着天生的经济活力和企业家精神。只不过长期以来受到战争、意识形态的教条和对私人投资严厉打压的束缚。前期的“继续革命”和乌托邦式的理想一起被扔到了一旁，邓小平开始用普通人的幸福和发展来重新定义善政的标准。他仰赖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实现他们自己理想的未来。
邓小平带领中国社会从过去走向未经之地。中国生机勃勃的城市建设热潮、国家的全球经济地位—这一切在当时都是无法想象的。这些说明，伟大的成就最需要的是远见和实现它的勇气。
马国川：清王朝灭亡之后，中国开始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您如何评价邓小平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
基辛格：我观察到邓小平晚年为改造自己的国家而开始的规模宏大的事业：推动共产党人接受权力下放和改革；从传统的封闭中国走向现代化和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是中国过去常常拒绝的目标。我还目睹了邓小平为改善中美关系做出的不懈努力。
每一代中国领导人都提炼了他们眼中国家利益关切的远景和时代的需要。毛泽东领导了一场革命，使人民达到了团结的新高度，向世界表明中国是需要应对的新力量。
邓小平的方法完全不同：不吹嘘，而是通过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扩大中国的影响力。通过这种方式，他开启了中国从革命时代到可持续发展及其制度建设的转变。
马国川：1997年，邓小平在93岁高龄时去世。您认为他为中国留下了哪些“遗产”？
基辛格：邓小平带来了改变亿万中国人生活的经济改革。在19世纪中国维新派自强运动失败一百年之后，邓小平开始让中国在改革的路上勇往直前，到现在中国终于以其成就和悠久历史重现辉煌。
中国成为今日的经济超级大国应归功于邓小平，因为他履行了作为一个领导人的最终职责—让社会呈现了崭新面貌。社会可以依赖一般行为标准运行，靠沿袭旧制来维持，但要有富有远见的领导才能得以进步。这样的领导人知道该做什么，同时还有勇气看准就干。
邓小平全力维护改革计划，反击所谓背叛中国社会主义传统的指责。他认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是“革命”行为。1992年他在南方讲话时说，中国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为了捍卫改革，邓小平在国家政策中极力主张实用主义和国际接轨，并被随后的几代中国领导人重申。这些变革改变了中国历史及当代世界格局。
马国川：在您看来，现在的中国领导人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应对？邓小平的智慧对于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有什么启示？
基辛格：中国国家领导人向人民列出了一长串需要完成的任务，其中包括打击腐败，提高贫困省份的发展水平。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处于发达社会水平，而西部地区还有一些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因此实现社会和谐很困难。中国现在的劳动力正在老化，也更为熟练，导致一些基础制造业岗位流向越南、孟加拉等低工资国家。随着中国逐步变成城市化社会，重大任务还包括在领导人和农民之间建立更多联系渠道，培养村级民主选举，提供政治透明度。
习近平主席确立了堪比邓小平时代改革的愿景。这包括制度改革，使上亿人口由乡村进入城市，重新确立中国经济的方向，同时与美国绘制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等等。
这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从他们经历的中国近代史汲取鼓励与教训。这些政策的成功代表着邓小平开启的历史进程将得到有力的延伸。
马国川：您曾提出中美关系应当“共同进化”，怎么理解“共同进化”？
基辛格：中美合作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惠，而是关系到双方国家利益。这适用于邓小平时代，今天亦然。这种伙伴关系的必须性在当前可能更为迫切，因为当代问题的广泛性，例如能源、环境、恐怖主义等问题无法由一个国家单方解决。
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是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马国川：近些年来，中美关系越来越复杂。有些人士担心，中美有可能走向冲突。怎么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中国和美国能够培养真正的战略互信吗？
基辛格：中美关系确实面临一些现实障碍，但是中美关系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两国之间的“冷战”会扼杀太平洋两岸一代人取得的进展。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该成为零和博弈。要培养真诚的战略互信和合作，需要共同努力，包括最高领导人的持续关注。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潜在紧张关系并不是新现象，无怪乎两国的有些学者预测对抗。但当我们看到当代世界的本质及现代武器的威力时，主要大国的冲突对双方都将是毁灭性的。当冲突结束时，他们将不得不面对今天面临的同样任务：建立一种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中国和美国同为重要且互相合作、互相尊重的成员。
力量的平衡仍然是国际秩序的重要元素，但是管控平衡的传统手段需要通过基于共同目标的合作进行强化。诸如“太平洋共同体”和“共同进化”等概念强调，尽管美国和中国是有着不同历史的国家，但他们还同为一个共同体系的重要部分。寻求21世纪的世界秩序依赖于中美发展一种共同的目标感，尽管在某些领域还存在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