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银监会出台了《关于促进民营银行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根据第一批试点的五家民营银行经验，明确了民间资本发起设立的民营银行五项原则，分别为：有承担剩余风险的制度安排；有办好银行的资质条件和抗风险能力；有股东接受监管的协议条款；有差异化的市场定位和特定战略；有合法可行的恢复和处置计划。
　　与此同时，为提高申请效率，银监会推行限时审批制度，自受理之日起4个月内做出批准和不批准的决定，比现有法定审批时限缩短了2个月。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目前已有40多家民营企业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的意向申请。
　　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专家认为，这些民营银行的股东背景多为具有市场经验的民营大企业，对上下游企业或者“小微”、“三农”的现状可能更清楚，那么，针对实体经济目前的融资瓶颈状况，民营银行的参与就可能挖掘更多有效的信贷需求。另外，诸如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的纯互联网模式，在银行业运作中也是新的尝试，同时也对监管部门传统的监管规则构成挑战。不过，民营银行更大的意义可能在于对国内整个银行业公司治理环境形成“鲶鱼效应”，也促进整个监管制度的完善。
　　前不久，《经济参考报》记者前往天津、杭州、温州、上海、深圳五地调研首批民营银行运作情况时了解到，天津金城银行、温州民商银行、上海华瑞银行三家银行以传统业务模式进入市场，前期对股东资源的依赖度较高，金城银行“公存公贷”模式属于面向大客户；民商银行则是依靠大股东的上下游企业、熟悉的企业资源来“跑马圈地”，样板目标是美国的富国银行模式；华瑞银行瞄向自贸区内银行业务，在传统运营的基础上试水“投贷联动”，并尝试复制美国硅谷银行模式。颠覆传统的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由于依托互联网技术和前期社交、电商积累的用户数据，或许更容易用新的运营方式拓展市场，但现有的监管政策瓶颈难破，很多业务也无法实质性展开。
　　事实上，这五家民营银行都在快速盈利和模式创新两者间做了不少权衡、取舍。华瑞银行董事长凌涛认为，探索新的模式意味着可能要放弃传统盈利的方式，放弃迅速赚钱的想法，比如依靠利差先把钱挣了，但如果一味地注重盈利，那模式创新可能会被弱化，这些都需要股东之间有一致的战略决策，考验着现代商业银行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