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三五年内，如果企业没有找到自身的发展路线，两万家LED照明企业中可能仅有1／4能生存下来。”中国照明学会秘书长窦林平曾提醒说，在产业发展迅速的同时，也要警惕背后的危机。
LED产业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以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为契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促使我国工业化进入新阶段，这基本成为共识。然而，《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东中西部十余个省市调研发现，许多地区在转型升级中一哄而上盲目发展新兴产业，造成产能急剧扩张。除此之外，一些地区忽视区域差异不约而同提出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在落实过程中，为了政绩不顾客观规律追求速成，指望转型升级一步到位，追求“毕其功于一役”。这些实践中出现的误区，也阻碍了转型升级的顺利进行。
喜新厌旧 一哄而上发展新兴产业
在我国产业调整过程中，“增”“减”过度依赖行政手段。当前各地在转型升级中喜新厌旧、一哄而上发展新兴产业的现象比较突出，新能源、新材料、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遍地开花”，出现过热势头。与之相伴的，则是产能过剩正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扩散。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结构优化、产业水平升级，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一条主线，也是未来五年仍将面临的突出任务。伴随“十二五”后半段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旧增长点青黄不接，生态环境资源约束日益强化，这预示着未来五年转型升级将进入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的“窗口期”。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方面要压缩传统产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另一方面要增加新兴产业比重、优化产业结构。然而多年来，产业调整“增”“减”的行政色彩浓厚，负面效应突出。
记者调研发现，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各地谋划布局产业结构趋同严重，言必称新能源、新材料、移动互联网、现代金融、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新产业，存在“一刀切”现象。中部地区一位地方官员表示：“这些年各地大力推动的新兴产业粗放、无序、同质化现象明显，有的‘未大先衰’，比如光伏、LED。”
我国光伏龙头企业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彭少敏说，近年来，光伏产业因与新兴产业、高新技术等概念紧密相关，符合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而备受地方青睐，各地一哄而上发展光伏产业，造成产能急剧扩张并陷入危机。“高峰时期，我国共有28个省市把光伏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共有超过280个地级市或者工业园区提出了打造千亿元新能源或者光伏产业基地的概念。”
记者调研了解到，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行业也有步光伏产业后尘的趋势，产能过剩问题突出。
专家分析，新兴产业一哄而上的背后，是部分地方简单地认为转型升级就是要发展新兴产业，一些地方领导在谈论转型升级时总感觉“没有培育出几个新兴产业，转型升级就不成功”。然而记者调研发现，当前各地一哄而上发展的很多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企业，其实根本无“新”可言，从本质上说仍是传统的制造业。
中部某省一家光电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坦承，公司2012年被作为高新技术企业从广东引到内地，但基本没有什么研发人员，企业生产的LED灯具是高新技术产品，但在内地从事的主要还是简单的加工制造，看中的主要也是当地相对充足和廉价的劳动力。
“转型升级转的是经济、效益的增长方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卢现祥说，发展新兴产业，如果只停留在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其效益增长方式还是用人口红利换取低廉的加工费，不是真正的转型升级。而与此相对应，传统产业如果能在技术和管理等方面进行创新，同样是实现了转型升级。
忽视差异 一刀切盲目追求高级化
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放宽服务业对外资和民间资本准入，加快发展金融、物流、文化创意、工业设计……《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许多区域实际相差较大甚至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盲目“求高”。
基层干部和专家表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等存在较大差异，产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上也存在较大差距，当前对于转型升级的一些要求更多是基于发达地区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发展现状提出来的，而多数地区忽略区域发展实际、一刀切盲目“求高”式的转型升级并不合理，其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现，但并不是对所有区域、所有城市的统一要求。”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志云认为，就某一具体地区而言，其所处经济环境、区位条件、资源禀赋、需求结构和开放水平等各不相同，其合理的产业结构也会大不一样，因此“第三产业增加值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至多只能作为一种参照，而不应奉为金科玉律使之教条化。
“如果人为、盲目地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其结果可能是更多资源在政府干预下被错配到服务业中，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放缓，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杨志云说。
国家信息中心政策动向课题组认为，未来产业转型升级中，需根据各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与特点，出台差异性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其中，东部地区须比照发达国家成功经验，加速实现由要素投入型向创新驱动型经济的转变，成为我国创新经济增长极；中西部地区则须加速过剩产能的淘汰进程，加快传统产业改造与升级，实现经济结构多元化，成为推动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力军。
江西省发改委规划处处长董福长说：“国家和各省都应根据区域发展实际，特别要注意到不同地区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不一样，需制定差别化、梯度式的宏观政策，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急功近利 转型升级寄望一步到位
记者调研发现，在转型升级中，一些地方喜欢做“快功”，为了政绩不顾客观规律追求速成，指望转型升级一步到位，追求“毕其功于一役”。政府和企业的急躁心态是转型升级的重大障碍。
记者在东部沿海一工业乡镇调研时发现，当地钢铁、水泥、电力等传统工业在经济发展中曾占有较大比重，经济下行和环保压力较大，为了符合转型升级的要求，他们用两年时间发展起一个号称“拥有完整产业链和世界级领先技术水平”的光电产业园。“很多地方传统产业升级是通过技术改革，而我们的转型升级是一步到位，彻底转型，抢占新兴产业的制高点。”该乡镇主要负责人自豪地告诉记者。
“全国增速第一”“中部省份第几”“在省会城市中排名”“在省内排名”……记者采访中，基层时常谈及的这些位次信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各地增长的压力往往大于转型升级的动力，区域之间“增长竞赛”往往拖累了产业转型升级。
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王珺说，转型升级是“慢活”，而地方政府长期喜欢做“快功”，搞大投资、大建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宋晓梧认为，由于考核评价“重总量轻结构”等原因，多年来各地“数字比拼”惯性难止、唯GDP倾向严重，弱化了转型升级的动力。比如，“十二五”规划的GDP增长指标，全国是7％，而各省指标的加权平均达到10.5％。
一位基层干部说，政府和企业主体的急躁心态是转型升级的重大障碍。“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循序渐进，大跃进的心态只会把企业逼到减产、破产的困境。从目前的情况看，各级政府对转型升级比较热心，制订了很多战略、规划、政策来加以促进。但是转型升级不是搞运动，不能完全靠政府推动，更需要企业自主发展。政府需要做的是培养环境，提供条件，鼓励企业走转型升级的道路。”
“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但不能急功近利，要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江西省发改委规划处处长董福长说，未来五年转型升级须稳步推进，不能为了政绩就不顾客观规律追求速成。
“发展永无止境，改革永无止境，经济转型升级不可能一劳永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表示，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提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低成本要素组合驱动，转向更多地依靠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速度、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都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的“主旋律”。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认为，未来五年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既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又面临“动力转换”的现实压力，须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正确处理发展速度和质量效益、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区域竞争与合作共赢三大关系。
发展速度VS质量效益
未来五年，我国工业化进程较快、创新驱动力较强的区域会进入转型升级“快车道”，而对于中西部多数地区而言，将面临加快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尊重地区发展差异，处理好发展速度和质量效益的关系十分重要。
既要防止唯GDP、继续追求高增长，也要防止“为了调结构而调结构、为了调速度而调速度”。转型升级应根据各地不同发展阶段与特点，出台差异性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
另外，追求质量效益型增长，应高度重视“效率提升”，特别是提高投资效率。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认为，消费和增长是负相关，扩大消费的同时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投资就必须要高效。从中国发展来看，提高产能和投资的效率，需要加快推动金融领域等部门的逐步开放。
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认为，我国在基础设施、环保、社保、安居等领域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如能切实改进投资提高效率，可以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速。
为了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应该从城镇导向转为产业导向。湖南省改革办专职副主任秦国文说，多年来各地基础设施建设都以城镇为导向，城市在哪里，路就修到哪里，目前这种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趋于饱和。作为未来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基础设施建设应该转为以产业为导向，比如在湘西，可以旅游业为导向完善路网建设。
市长之手VS市场之手
专家认为，未来五年转型升级进入攻坚阶段，处理好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十分重要，政府行为方式和导向应该加快调整，从而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
——经济管理加快从“审批型”转为“服务型”。基层干部普遍认为，明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在加快推进简政放权，彻底打破“审批经济”。基层发改部门干部表示，应该根据“中央政府改革是上篇，地方政府改革是下篇”的要求，真正把那些管得过死、卡得过严的审批权力交还给市场。
——考核“指挥棒”应该从重经济总量转为重经济结构。“长期以来，各地对GDP等经济指标的考核重总量轻结构，对转型升级缺乏约束力”，西安石油大学西部制造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昭宁说，“作为转型升级的导向，未来考核‘指挥棒’应该转为重结构轻总量，促进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真正从比规模转到比效益上来。”
陕西省考核办专职副主任郭志英介绍，2014年陕西省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已经突出结构调整优化，不仅降低了GDP增长率的分值，而且增设了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化率等指标。
专家表示，未来五年，政府部门还应以科技资源、人力资源建设为重点，增强产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素基础，比如优化教育结构培养高水平的技术人员，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发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等等。
——产业政策应从选择型转为普惠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制定产业政策时，往往对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这种“选择型”政策有利于少数产业非均衡发展，但往往顾此失彼，“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带来新的结构失衡。
专家认为，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已经说明，产业政策的负效应很大，政府一规划，银行贷款、基金、政府投资都跟着上，产能就容易过剩。从日本、韩国的发展历程来看，进入工业化后期，产业政策既要逐步淡化，更要从选择性转向普惠性和竞争性。未来五年要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应该尽量减少对个别行业的倾斜配置，重点促进更具有普遍性的公共设施建设、共性技术研发、人力资本提升和消除产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区域竞争VS合作共赢
“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到长江经济带，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布局正从平面布局为主向平面布局与立体布局并重转变，从主要着眼内部调整转向国内外联动转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等专家认为，未来五年，区域布局的优化将为转型升级拓展腾挪空间，提供新的引擎。
——用好新型区域发展战略应切实做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提高资源和要素空间配置效率，而且将为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优化提供新的思路和范式。”陕西西咸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军说，“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例，考虑到三地处于同一个资源板块，如果根据环境资源承载能力、人力资源、区位交通等条件，将北京的非首都核心功能及核心功能中下端向更广的区域疏解，将会产生广泛的效应。”
——用好新型区域发展战略须防止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比如，近几年重庆、郑州、西安、武汉、成都等地都开通了中欧货运班列，运力超过需求，带来重复竞争，有待于进行资源整合。
专家认为，过去各地竞争主要是比政策、比优惠甚至比“帽子”，各个部门也愿意给地方“戴帽子”，导致实验区、先行区等等泛滥，带来了市场碎片化。未来五年，市场竞争应加快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政策导向要趋向统一全国市场，全面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宋晓梧说，目前我国的区域发展规划已达80多个，长期以来演化为地方政府主导的GDP竞争的重要载体，未来应该防止这种现象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