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在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折的新旧衔接的关键时刻。劳动力、土地、环境等以前廉价要素都不再廉价，尤其是过去牺牲环境换取GDP增长的做法已经到了尽头。
　　●今天中国人均收入只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现在就丧失了出口优势，以后还怎么发展？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提高生产率。“如果生产率上升的速度慢于工资上涨的速度，市场竞争力就处于劣势，反之就能处于优势。”
　　●稳经济最该做的事情不光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调整，还要出台一系列的政策，给地方政府提供正面的激励。

　　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不断下滑，2015年一季度GDP增速只有7%，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那么，造成经济下行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经济何时会触底？接下来应该采取哪些稳增长措施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的严峻形势也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近日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和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等在不同场合就宏观形势和走向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经济下行源自周期性因素还是结构性因素？

　　要阻止和对冲经济下行压力首先要找到导致经济下滑的原因。对此，各位经济学家观点并不尽相同。
　　对于这个问题，林毅夫教授依然坚持自己一贯的观点，他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下滑，最主要还是由国际外部周期性因素造成的。
　　从出口来看，改革开放到2013年、2014年，平均出口增速是17%，但去年对外贸易增速只有3.4%，主要是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还没有完全复苏到危机之前的水平。他们的生产总值占世界一半，经济增长不好，中国出口就慢。从投资来看，2008年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冲击来的时候，各国都采取了一些积极财政政策支持国内投资，这些项目经过5至6年，基本上都建成了，如果没有新追加项目，投资增速也一定往下滑。从消费来看，虽然过去几年，消费保持7%以上的增长，但是国际的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原因没有消除的状况之下，一般家庭对未来的预期不好，消费的增长也会放缓。
　　同样来自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也认为经济下行的首要原因是全球需求的相对萎缩。他在日前举办的“全球创新论坛2015年会：创新驱动未来”上指出，去年3月份定下的出口增长目标是7%，年终实际只有2%。除了需求的萎缩，国内成本的上升也影响了中国出口的竞争力。人工、土地等方方面面的要素都更贵了。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则对周期性因素造成经济增速下滑表达了不同意见，他称，经济增速下滑不完全是周期性问题。中央将经济增长减速概况为“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速的换挡期，同时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以及前期政策的消化期，说明了是结构性问题而不是周期性问题。
　　经济增长下行，却没有出现失业现象，说明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由于生产要素的供给，特别是劳动力的供给以及生产率的提高，由它决定的潜在增长率本身是下行的。
　　蔡昉指出，过去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特点在于依靠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但当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增长必须依靠人力资本和生产力的提高，“如果不能及时转轨，就没法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周期的出现，各种外部因素以及内需的冲击都会使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长率，从而形成经济下行的趋势。”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在日前参加国经中心主办的“经济每月谈”时也发表了与蔡昉类似的观点，他表示，中国经济正在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折的新旧衔接的关键时刻。劳动力、土地、环境等以前廉价要素都不再廉价，尤其是过去牺牲环境换取GDP增长的做法已经到了尽头。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回落幅度比较大的行业主要是过去依靠廉价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行业，这些行业是造成今年一季度下行最主要的原因。要素成本越来越高后，很多行业利润越来越薄，产能又过剩，这个时候再去扩大生产，尤其是再去进一步扩大投资，就失去了动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在“2015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表示，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企业盈利率下降以及由此导致的财政压力加大问题。“从去年8月份开始，企业盈利率一直在下降，特别是今年一二月份，盈利率下降态势相当明显。盈利下降以后财政就出问题了，财政压力也比较大。根据测算，利润下降最多的五大行业是，石油、煤炭、石化、钢铁、铁矿石，这五大行业占到了利润下降的80%甚至更高一点。这些行业也是严重产能过剩行业。”
　　刘世锦指出，过去10%的高速增长，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其他一些东西，增长速度很快。同时，把钢铁、煤炭、石油、石化、建材这些行业拉起来了。最近几年需求端已经到了历史需求的峰值，供给端也应该随之下降。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形成庞大的生产能力，很难收缩，所以现在面临的问题，要做减法，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要减产能、去产能。

　　改革和创新是关键

　　对于，下一步如何对冲和阻止经济继续下行，经济学家们也谈了自己的观点。林毅夫表示，内需的投资方面空间非常大。即使现在有不少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现象，如建材、水泥、玻璃、电解铝等，但大部分产业可以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经济回报高，社会回报也高。
　　其次，基础设施投资。固然过去几年我们做了不少基础设施的投资，但这些基础设施投资大部分是连接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和港口等，而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像地下铁路、地下管网等相当欠缺。同时还有环保方面，和城市化。
　　林毅夫指出，如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更加积极一点，刺激多一点的上述投资，就会创造就业，就业增加会带来收入增加，进而带来投资跟消费的增加。
　　“这些好的投资机会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的差异，他们在经济下滑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但我们好的投资机会非常多。”同时，林毅夫表示，我国的投资资源得天独厚。我国有3.8亿的外汇存储，发达国家中像日本积累的负债已经240%，其他发达国家普遍超过120%，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超过100%。
　　蔡昉认为，影响劳动力供给、其他生产要素供给以及生产力提高涉及一系列的制度性因素。通过改革可以扩大劳动力供给，比如户籍制度改革，以及进行提高生产率的鼓励竞争改革，都将带来一系列的改革红利。
　　“我们做了模拟，如果相应的改革都能够到位、取得最好的成果，比如说劳动力供给增加、人力资本增加、全要素生产速度加快、生育率提高，都可以对未来产生一个正面的劳动力供给效应。所有这些改革加在一起，可以给中国经济带来1%到2%的改革红利。”蔡昉说。
　　周其仁认为，可以通过创新来对冲下行压力。今天中国人均收入只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现在就丧失了出口优势，以后还怎么发展？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提高生产率。“如果生产率上升的速度慢于工资上涨的速度，市场竞争力就处于劣势，反之就能处于优势。”
　　创新可以表现为创新也可以体现为组织形态的改变。海尔以前是一个大型的、传统的家电企业，层级很多。近期在张瑞敏的推动下，海尔实现了组织形态上的扁平化，成为一个创业平台，收到了良好的市场反应。
　　周其仁眼中的创新不单是技术创新，还涉及到制度创新。“最近李克强总理问上网费为什么这么贵、网速为什么这么慢。这是因为在全球范围内相比，我们的竞争不够激烈，没有力量推着提供商在性价比上进行改善。八项规定以后，省下来的钱可以用在改善网速上。”
　　他还以嘀嘀打车为例来说明创新带来的新变化，互联网租车解决了供给问题、信任问题、效率问题，用户体验很好。这种创新会在下一个阶段对冲经济下行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两次提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将这一举措作为与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共同构成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双引擎”之一。创新也将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刺激因素。
　　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现在需要实现平衡。在需求端放缓以后，到了中高速增长点后，供给端也要减，最终达到与需求端平衡，他将其称为“转型再平衡”。
　　“我们必须要实现这种转变。如果这种转变能够实现，这五大行业不再亏损，甚至盈利了，其他行业问题也不会太大，”刘世锦强调，如果大多数行业都能够保持相当的可持续的盈利水平，财政收入就不会掉下来。那个时候即使速度稍微低一点问题也不大。
　　李稻葵认为，稳经济最该做的事情不光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调整，还要出台一系列的政策，给地方政府提供正面的激励。当前各地的地方政府官员部分出现了在其位不谋其政、慵懒这一系列的行为，对落实当前经济政策无利，还会带来一些觉悟不高的地方政府的不好行为。要给各地方政府评改革开放的先进标兵，评稳增长的标兵，同时财政上拿出一系列的钱，给推进改革稳增长得了奖的官员，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通过这种正面激励，让我们的政府行为跟市场的行为能够保持一致。这一点如果能够到位的话，我相信中国的经济到三季度能够见底，开始回升，明年和后年的经济条件也能奠定一个坚实基础。
　　范剑平认为，稳经济更多是要花更多力量把有限的政策资源配置到培育新经济板块上来。对于因为要素变化而造成的传统产业下行，要容忍，甚至应该看作是一件好事，这恰恰是结构调整，真正朝着良性方向变化的过程。

　　下半年经济将企稳回升

　　就在2015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出来不久，4月19日，央行突然宣布降准1个百分点，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定向降准。在中央政府调控政策接连出手后，有观点认为在刺激加码的基础下，经济将在二季度触底反弹，对此李稻葵认为，中国经济见底还要再过一个季度。基本的原因是，目前出口和房地产是拖累中国经济的两个重要因素。所以可能一季度经济增长7%，二季度延续7%，若是出现一些好的因素，3、4季度才出现一定的恢复，会出现7.1%的增长。
　　李稻葵认为，支持中国经济这一轮的增长关键因素是消费。“我们仔细分析了零售的数据，如果剔除了油价因素和汽车消费的因素，几乎所有的消费品的消费，今年1-3月份都是12%的增长，非常稳健。所以我们认为，这一轮中国经济的一个亮点是消费持续的上升，这起到了稳定经济的重要作用。”
　　范剑平认为，从短期来看，今年下半年经济出现企稳和小幅回升的可能性非常大。他提出了两个依据。第一，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看。去年以来，经济加速下滑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加速下跌以后引起了企业的“去库存”。一旦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见底了，企业肯定要开始“补库存”，当成千上万的企业由“去库存”变成“补库存”，就会使经济起到回升。第二，宏观调控政策传导作用将体现。从去年以来，政府一直不断定向宽松，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最近又加大一些政策，包括稳定房地产的政策、降低电价等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下半年经济企稳回升都是有好处的。
　　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来讲，仅仅靠降息降准是不够的，中国未来更大的希望是通过改革促进有利于创新环境的形成。要把过去过于强势政府的力量，把一些不必要的审批减少，增长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我们注意到即使经济有下行压力，目前的政策组合很有定力，始终保持促改革、稳增长、调结构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