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正是招工忙季，与往年一样，南京安德门农民工市场里熙熙攘攘地挤着招工的单位和求职的民工；而与往年不一样的是，称心的工作好像变少了，市场中弥漫着一股焦虑的味道。
　　上午8时许，安德门民工市场内已人满为患。来自安徽亳州利辛县的刘军在拥挤的人群外苦恼地张望着，显得有些焦虑。《经济参考报》记者正准备迎上去和他搭话，这位高大汉子主动跑来询问：“招不招人？我会搞装修。”他告诉记者，自己年前在南京江宁做木工，因为不满意工作生活条件差，就想出来找份新活。“但现在要木工的不多，有的招木工的待遇比之前的还差，有点着急。”
　　从供需双方的“讨价还价”中可以发现，民工的自我“择业”意识开始增强。在市场内的一家中介里，40多岁的淮安人姚会芳试图让中介经理给自己介绍一个保姆或者服务员的工作。中介经理介绍了一个在新街口市中心传菜的工作，姚会芳马上问道：“一个月多少钱？”当得知这家饭店要工作9个多小时，主要是在一二楼之间传菜时，姚会芳立刻摇头：“那个太累了，我们那儿以前有人做过的，做了几天就不做了。”
　　不少企业对员工也很是挑剔，设立“年龄槛”、“外貌槛”。腾飞职业介绍所的马经理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大多数工厂只需要45岁以下的男性，但现在市场上符合条件的并不多。总体来看，目前市场上有不少是40岁以上的女性、50岁以上的男性，然而，正是这些“4050”劳动力被很多企业从一开始就挡在门外，面临着几乎必然被“淘汰”的命运。一些家政公司声明不要长得不好看的女性做月嫂或护工，怕客户“整天看着心里不舒服”。
　　建筑工地节后迟迟不开工，成了不少民工和中介的“在喉鱼鲠”。协力职业介绍中心经理刘翠玲表示，过去经常和她联系的工地老板过完元宵节就会给她打电话要人，可是今年元宵节后很久都没有工地老板联系她。“不知道是不是和房地产不好有关系。”一些农民工表示。
　　与此同时，工厂成了市场里的“香饽饽”。一些需要技术含量的工种，如电焊工、车工等，按照底薪加计件的薪酬方式，一个月拿五千元并不困难，很有吸引力，掌握专业技能的专科生成了“抢手货”。25岁的大专学生杨志山来到市场没几分钟，就被一家企业招走。
　　然而，像杨志山这样年轻又掌握技能的人并不多。“我们的要求已经一再放低了。”南京东模机电负责人力资源的陈经理说，“我们想要技术工，但技术工太难招了。有时候好不容易把他们培训出来，马上就会因为别的地方工资高跑了。”陈经理告诉记者，很多民工是哪里有钱就干哪行，不停地跳槽，有的甚至在一个地方干了一个星期不到就又跳走了。
　　农民工频繁跳槽，与社会生态、城乡结构的变化不无关系。记者采访了解到，过去有不少民工是因为失去了农村的土地或是被大城市的高工资吸引而进入城市，但始终是城市的边缘人。现在，由于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来城里打工的机会成本不断增加，本来就在城市边缘的民工不再一门心思往城市里去，他们开始更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对在城里打工的岗位要求也越来越高。
　　来自江苏淮安市淮安区的朱志春今年53岁，在南京做木工做了七八年。他的妻子、儿子都在南京打工，一家人在江宁租了个房子，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然而，他告诉记者，他的妻子更想回老家。“她跟我说，现在老家也有很多厂，我们有些亲戚就在老家工作，工资最低也有两千多元，高的能拿到四千多，跟这里差不了多少。在老家，吃住都可以在家里，也不用愁。”
　　安徽泗县的孙继松想说服妻子和他一块儿进城里的工厂上班。“在城里租个房子，上9个小时班，下班了可以在城里到处转转，还有五险一金，我们才三十多岁，在城里闯荡一下多好。”然而，他的妻子并不愿意。他们的孩子在老家上幼儿园，主要由外婆带。妻子更希望能去离家近的工地打工，因为时间安排比较灵活，可以随时请假回家看孩子。由于家庭成员观念不同，孙继松心里有了羁绊，在找工作时显得犹豫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