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的改革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但现阶段经济增速正处放缓阶段，中国将如何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中国怎么样通过改革来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3月21日2015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部分专家学者，从宏观经济、财政金融、国企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等方面分别进行了讨论。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我国面临的新常态就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其中农地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都是重点。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把握和适应新常态，就是使中国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健康之路。现阶段，就国内经济而言，“三期叠加”也就是经济增速的换档期、经济结构的阵痛期和前期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消化期叠加。国际经济方面，2015年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最为复杂、最为严峻、最具挑战性的一年，而且2015年是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危机对世界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最为突出的一年。
“在这种危机挑战之下，我们坚持问题导向，直面矛盾解决问题就变得极为重要。”朱光耀说。财政金融政策方面，将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从2014年的2.1%，提升至2.3%。坚持结构性减税和系统的清理收费。同时要盘点货币财政的存量。在这样背景下，同时推进财政体制的改革，包括税收制度方面的改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第一不缺动力，第二也不缺机会。但值得注意的是，有动力不代表会顺利增长。中国需要通过改革，系统地降低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成本。例如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中包括社会保障，通常占工资总额的40%，但发达国家社会保障部分仅占15%、17%、20%。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过高。此外，土地制度也是影响我国成本的重要因素。中国一线城市建筑土地成本占70%以上，全国平均大概是50%左右，发达国家土地成本仅占建筑的比例13%。
“所以我们要注意制度成本，降低制度成本占比，增加中国经济竞争力。”周其仁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指出，有一位国外的学者曾经说过，他从两项改革中来看中国决策者改革的决心，一个是生育政策的调整，一个是户籍制度的改革。为什么选择这两项，他说这两项是受益者最多、既得利益群体最弱的两项改革。
蔡昉表示，新常态下改革最关键部分便是从传统的驱动力转向新的驱动力，为的是完成“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这一点，我们确定我们要达到这个小康的基本的目标，我们要实现GDP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以及城乡居民收入的翻一番。
国企改革是市场化而不是私有化
作为近期中国经济的热点话题之一，很多专家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2015上针对国企改革发表了看法。
弘毅投资总裁、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赵令欢表示，国企改制是做的时间最长、案例最多的一种投资模式。以前叫“国企改制”，十八大给予了它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混合所有制。他说：“本来人们都觉得中央这么一挥手，大家一块上，过几年所有国企就都被改掉了，没想到讨论一年之后，现在所有人还是猜不准下面是真改还是假改，是改还是不改。”
赵令欢说，国企改革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让中国的企业、国家拥有的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更有持续力。大家担心这一轮改革如果不做好的话，会是一轮私有化的过程，其实不然。中国的国企改制应该是市场化的过程，这和很多私企在做的事是一样的。
赵令欢认为，有人认为国有企业不管怎么做都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要注意的是不能拘泥于这种思想，因为每一个国企改制例子都证实了，过五年、十年之后都会比以前更成功。有的企业由于没有改制，在同样竞争环境里面，十年之后仍然是老企业甚至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改制目的是让企业有竞争力，做得更好，做得更好的结果是让企业更有价值。有的时候基于这种争论容易走不出去。
赵令欢建议，国企改革一定要有适当量的管理层持股，因为中国法制不健全，企业治理历史还不长，最重要的保证是利益一致化。企业不管有多强的治理，实际上是为企业有控制权来作主的。如果自己的利益和企业、股东利益不能基本保持一致，很难做得规范。
制度资本的创新更重要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李建红，则和大家分享了其企业自身的改制经验。他说，创立于1872年的招商局，143年来能够基业常青，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制度创新、制度改革上有许多特色和突破。招商是把公司制引入中国的第一家企业，当时的皇帝拿出20万两银子，社会上募集了30万两银子，成立了一个招商局，这让它成为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叫“官督商办”。 如今，招商局整合了各个不同阶段、不同时机的产业，已经管理了53000亿的人民币资产，具有十几个产业、十几家上市公司，包括招商轮船、招商银行、招商证券这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度市场化企业，他们的成功主要靠的是制度资本的创新优势。
据此，李建红认为，国企改革就是要关注和关心制度资本问题，制度资本比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更加重要，如果国企改革能按照中央的要求，把许多国有企业转变成国有资本的投资运营公司，首先要在制度资本上有一个转型和突破，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全球的竞争力。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彼德·诺兰表示，随着旨在促进创新的混合所有制系统的扩大，过去30多年的全球化与基础设施相关的全球高技术产品市场现在由发达国家的企业主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全球高科技产品中的地位微不足道。
彼德·诺兰表示，目前来看，中国国有企业成功的主要基础是国内基础设施领域的繁荣、扩张。在这里，来自国际公司的竞争程度相对有限。中国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承建基础设施，与中国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密不可分，这意味着中国国有企业在这些市场上与领先全球企业的竞争也很有限。随着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在中国国内与全球企业的竞争程度很有可能也会加剧。因此，提高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已经成为比过去更加迫切的议题。
新常态下医改仍需加强
自2009年启动新一轮医改后，我国目前有世界上最大的医疗保险体系，覆盖了95%的人口，8亿农民第一次获得了医疗保险的覆盖。医疗保险的覆盖不仅帮助中国人民减轻医疗负担，也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增长。不过即便如此，我国仍旧有众多关系健康管理与公共卫生的难题等待攻克，在经济进入新常态进程中，医疗改革仍需继续，甚至加强。在2015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众多医疗健康领域的专家建议医改应药品投入、技术创新、监管制度、商业保险多管齐下。
加强医疗改革，尤其在应对非传染病、慢性病方面，辉瑞公司董事会主席伊恩·瑞德提出，中国正在面临着巨大的非传染病和慢性病的负担。尽管中国在卫生方面的投入不断提高，但如果进行国别比较，会发现中国在卫生方面的投入还相对较低，在2012年是5.4%，而OECD国家的数据是9.3%。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应加大药品的投入，因为医药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后续的医疗成本。
“第二个方面是需要建立起多个支付方，有私营保险所补充的公共基金。在公共资金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应认识到私营保险的重要性。比如在德国，虽然健康保险是强制的，但是还是有九百万人购买私人健康保险，个人必须对管理自身的健康承担责任。如果从以上两方面进行着手的话，我认为能更好地实现健康中国2020的目标。”伊恩·瑞德补充道。
数据显示，中国现在依然面临着重要的疾病挑战，首先是传染病性疾病，中国还有10%的人口是HPV乙肝，还有3%的人丙肝阳性；中国的出生缺陷有将近6%；代谢性疾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涉及到中国20%到30%的人口；快速肿瘤诊断和死亡率上升已经变成国家重大问题，肿瘤已经成为中国疾病死亡第二大杀手。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认为，基因筛查、微生物分析、基因检测等技术的应用，有助于准确预防、诊断和治疗疾病，应该予以重视。
汪建说，基因筛查技术可以对很多遗传性疾病提出精准预测，可以大大减少各种各样的出生缺陷；微生物的分析，通过分析和调整肠道微生物可以极大地改变代谢性疾病的状态，对预防代谢性疾病大有帮助；基因检测手段可以帮助肿瘤和心脑血管病治疗后的康复监测。
美国礼来制药董事长李励达认为：“中国和技术国家一样，面临医药方面严峻的挑战，包括人口老龄化等。中国医改的目标非常宏大，要实现这个目标同时还要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考虑到经济和预算方面的限制，我们只有靠创新才能够达到医疗发展的目的，从而能够兼顾医疗服务和经济的增长，因此我们要采取鼓励创新的措施，更好地响应人们的需求。同时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升人们的收入。”
“在中国要想进行持续的创新，首先要求中国的监管制度要跟全球的监管框架对接，在时间安排上也要跟全球保持同步。比如在国外已经通过审批的药物在中国再去审批的话，要走六年的流程，而且还不一定能够上医保报销的名单。另外还需要我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包括充分的数据保护，需要有相关的政策来保证研发方面的投资。”李励达说。
除了药品、技术创新，监管制度也得改革，泰康人寿保险董事长陈东升认为，商业保险应当与互联网相结合，加强医疗服务管理和效率。李东升说当下是互联网经济时代，互联网对产业改造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力，这次两会最时髦的词，是李克强总理讲的互联网＋，我们泰康也希望通过线上线下与互联网结合起来，加强医疗服务。
李东升还表示，在慢性病预防和治疗上，仅仅通过药业公司、保险公司是不够的，政府应加强公共健康体系建设，使我们成为公共健康体系的一部分。只有建立一个网上网下强大的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大体系，我们的生命质量才能更好。
葛兰素史克首席执行官安伟杰认为，中国在提供卫生服务方面已经取得长足的发展，现在中国正在进入新常态，这也是一个新的发展路径。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工作要去做，来保证人们有高品质的卫生服务。除了医药行业之外，整个医疗的价值链都要反映这样一些信念，要改变我们的业务模式，相互加强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