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于3月21日-23日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李稻葵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非常感谢保罗·罗默教授的演讲。保罗·罗默教授主要谈到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有非常大的关系，而政府在城市化中的作用以及政府怎么通过市场的手段来提升城市化的效率。下面我想请李稻葵教授解读一下，表达一下你的看法。

　　李稻葵：解读确实非常重要。保罗·罗默教授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觉得他是与众不同的经济学家，他好像是经济学家里的哲学家，讲了很多哲学层面的道理。确实需要解读，要把这些哲学层面的智慧跟中国的情况进一步结合。

　　他讲了几件事对我很有启发。

　　第一件事是技术，他一带而过没怎么强调。他说技术很重要，中国在逐步的赶超。我对这一点做一点小小的解读或者补充。赶超技术事实上也需要本土的能力。以前有一句话是全球的技术要在本地应用，中国在这方面是有一定潜力的。我们每年培养的工程技术专业的毕业生在全球都是最多的，有这样的能力。还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比如高铁的例子。高铁的原创技术来自德国和日本，我们拿过来以后进行了系统整合;再比如说水稻的技术，杂交水稻是中国人研究出来的，这个技术对中国而言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百姓对基因改造的食品是不相信的，我们有杂交水稻，解决了老百姓吃饭的问题。

　　第二点是他讲到了城镇化，城镇化是中国的成功经验，也需要政府的精心规划。我没有任何的反对意见。我给大家补充几个重要的细节。

　　一是城镇化的进程不是线性的。我在十年前刚回国的时候进行了研究，取得两个发现，我们比较了全球城镇化和中国的城镇化过程。第一个发现是中国的城镇化规律跟全球几乎是一样的，就像跳舞一样，慢-快-慢，是三拍。在经济发展初期，人均GDP增长比较慢的时候，城镇化进程比较慢。但是，在人均GDP达到5千美元-1万5千美元的区间，城镇化在加速。然后就是1万5千美元以上的时候，城镇化在放缓。我们正处在城镇化加速的过程。因为工作、产业都集中在城市。这个观点跟罗默教授比较一致。

　　第二个发现是在每一个GDP发展阶段，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比世界其它国家相同发展阶段都低11-12个百分点。因为我们过去对城镇化的进程是有管制的，主要是人口的流动。这个有道理，我们避免了大城市的拥挤、混乱，是有意控制了人口流动。从现在开始会逐步放开。

　　另外，我还特别同意一点，就是城镇化必须由政府规划。首先，政府必须要有能力。因为城镇化是一个大规模的，涉及到几百万人口的大型社会迁移政策，必须要有整体的能力。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是比较缺乏的。

　　讲一个小故事。哈佛大学的所在地，城市规划非常严格，可以说是非常“任性”。哈佛大学有一个楼，很漂亮，我们还经常去那里的图书馆。这个楼被推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楼里有石棉，对呼吸不好。盖新楼的时候，设计师非常聪明，设计了两个对称的楼，在马路两边，这两个楼放在一起看非常漂亮，单个看不漂亮。但是，有各条件，这两个楼之间的地下室必须打通。可是坎布里奇的规划委员会死活不同意建这个地下通道。人家开玩笑，说可能坎布里奇的规划委员会的有些家长的孩子进哈佛大学的时候没有被录取，他们有意见。这个小例子告诉我们西方的城镇化方面有些问题，我们应该避免。我们的中国的问题是政府在做规划的时候，领导过于任性。这个领导上台搞一套规划，新的领导上台又搞另一套规划。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各个地方的规划必须通过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升为地方的法律，要坚持几十年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