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四大主要经济体德、英、法、意近日先后决定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澳大利亚、韩国和沙特阿拉伯等也在考虑加入事宜。多国寻求加入亚投行是对中国政府投出的信任票，也显示出全球经济重心东移趋势下多边金融架构的微妙变化。
多国拥抱亚投行
英国12日向中方提交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的确认函，成为第一个寻求加入这家银行的主要西方国家。英国的行动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意义。法国、德国和意大利17日发表联合声明，也宣布决定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
澳大利亚、韩国和沙特等国目前也在考虑加入亚投行。韩国媒体16日援引韩国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英国的举动对韩国来说产生了“很大影响”，韩国还没有就是否加入亚投行作出决定，但已经有一些谨慎乐观的情绪。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14日表示，正在谨慎评估是否加入亚投行，会在下周或之后作出决定。他表示，澳大利亚一直乐于参加真正的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亚投行有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多边组织，他希望包括美日在内的更多国家都能参与其中。
亚投行是由中国倡导、专为亚洲量身打造的多边基础设施开发性机构，总部将设在北京，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首批21个意向创始成员去年10月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截至本月19日，已有32个国家表示要参加亚投行并作为创始成员国。创始成员国的资格确认截止日期为本月31日。按照设计，亚投行将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并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其他多边及双边开发机构密切合作。
欧盟官员18日表示，支持并欢迎英国、法国等成员国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决定，表示该国际金融机构按国际准则的执行，将为中欧深化合作创造条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8日表示，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表示愿意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中方对他们的决定表示欢迎。对于其他国家，中方一直秉持开放、包容的原则，只要有意愿，中方都欢迎。在即将举行的中日韩外长会上，三国外长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不排除讨论有关问题。
洪磊说，要让亚投行造福亚洲各国人民，就要以高标准推进亚投行建设，各创始成员国要携手合作。中方愿与各方共同努力，将亚投行建设成一个平等、开放、包容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和适应本地区各国发展需要的多边开发银行，为亚洲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借力亚洲发展东风
亚投行不仅对亚洲国家有着巨大的号召力，还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此，不少观点均认为，欧洲大国积极加入亚投行显示出其借力亚洲开发提振本国经济的意愿，并热切希望与快速增长的中国结成合作伙伴。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多重挑战，亚洲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蕴含的商机和增长动力正被更多看重。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10至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本设施如果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则需要筹集至少8万亿美元资金进行建设，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将难以满足上述需求。
一些分析指出，欧洲多国寻求加入亚投行显示出其正将对外贸易和经济政策重心东移，以便使经济发展获得更好的平台和更广阔的空间。欧洲国家认识到未来的经济增长点是亚洲，加入亚投行符合其国家利益。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柯成兴表示，2014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权重已经超过发达国家。过去德国对美国的出口要大于全球其他地区和国家，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德国调整了对外贸易与经济重心，大力东移。目前德国对亚洲特别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已经远超美国。
多边金融格局渐变
意大利宣布愿意成为亚投行成员后，当地学者和商界人士表示，亚投行的诞生和意大利及其欧洲盟国的选择都是顺应全球力量对比重组趋势的结果，欧洲大国与中国的合作将改变世界格局。
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傅立门表示，欧洲大国纷纷申请加入亚投行的背后最主要的考量是为了参与一项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的一项重大经济倡议。参与亚投行使这些大国能在一个对中国和亚太地区而言很关键的新兴机构中发挥作用。
布鲁塞尔智库欧洲国际经济政治中心主任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松说：“中国已经展现出创建亚投行的实力和决心，此举激发了欧洲政府的参与，一些国家认为参与亚投行将来会得到回报。”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格罗斯说：“欧洲在一定程度上看着的是中国地区的影响力，加入亚投行可以为该区域的投资安全提供‘中国担保’。”
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包墨凯表示，亚投行将为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开发提供更多资金渠道。英国在基建、高级工程项目、金融服务和绿色科技等领域都具有领先地位，亚洲经济体因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对这些行业的需求与日俱增。他说：“英国更多地参与上述领域，能够开创支持英国和其亚洲合作伙伴发展全面战略关系的新途径。”
目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都在顺应发展趋势进行改革，但进展缓慢。这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寻找其他途径来推进全球金融秩序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IMF在2010年底就通过了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IMF的份额将增加一倍，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但是由于美国国会尚未批准该改革方案，导致接近“终点线”的改革一再拖延。
傅立门指出，亚投行短期内对全球金融格局的直接影响有限，因为亚投行的资本额相对较小而亚洲的需求很大。但是亚投行作为一个替代选项的存在，对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也将带来一定挑战。
高标准将有利发展
美国财长雅各布·卢17日表示，希望相关国家在作出加入亚投行的最后决定之前三思后行，但这仍没有阻挡住欧洲国家的积极表态。英国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后，美国官员曾在公开场合斥责英国“迁就中国”，但英国方面予以回应说，加入亚投行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认为，反对亚投行的观点是短视的。亚投行对于现有的国际开发机构来说是一种补充而不是竞争对手。亚洲存在很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现有的机构只能满足其中一小部分，亚投行的建立符合市场需求。此外，亚投行可以与现行的开发机构开展合作，共同为大型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共享经验，实现多方共赢。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太问题专家马修·古德曼说，亚洲拥有庞大的基础设施需求，中国筹建亚投行的倡议完全可以理解；有些机构预计亚洲每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缺口高达上万亿美元，拥有强大资金实力的中国可以帮助填补这一缺口。他表示，中国正积极推动亚投行的建设，并清楚阐明其与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是互补关系，这有助于让亚投行成为亚洲金融架构的有益补充。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荣休所长、高级研究员弗雷德·贝格斯滕在为《金融时报》撰写的文章中表示，美国应加入亚投行，并鼓励其亚洲和欧洲朋友加入亚投行，还应鼓励世行和其他现有多边贷款机构与亚投行密切合作。这样，亚投行项目就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积极角色，并受益于中国不断增强的发挥建设性全球领导力的意愿。
一些智库学者认为，美国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对亚投行的态度正在变得更加积极，正转向要求亚投行采纳更高的标准。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12日表示，美国和许多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同意当前有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迫切必要性，任何新的多边开发机构都应当采纳世界银行和地区性开发银行的高标准。美国财长卢17日表示，亚投行是一项重要的议题，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都面临着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美国的担忧不在于有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成立，而在于这些新机构是否能保持世界银行和地区性开发银行在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高标准。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亚投行将遵循开放、包容、透明、负责、公平的原则来设计其治理结构和相关的运营政策，充分地借鉴多边银行的好的做法来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亚投行将与现有的多边银行充分地合作互补。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也表示，亚投行未来在筹备、启动基础设施项目时可能面临融资安排、投资回报率，以及风险管控等多重挑战。世行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筹备和社会保障方面有70年经验，愿意为包括亚投行在内的发展银行提供知识和解决方案。
黄育川认为，外界对亚投行执行标准的担忧是不必要的。开发机构要成功运转就必须保证其项目能够成功，因此执行高标准对亚投行来说是有利的。与现有开发机构相比，亚投行的运行将更为高效。亚投行的项目集中于基础设施项目，项目周期和评估将比现有的开发机构更有效率。
但专家同时提醒，西方发达国家加入亚投行是机遇也是挑战，需谨慎制定亚投行的资金及运作规则，淡化政治较量，强化其经济纽带作用；同时，投资项目需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并宜早日启动，并扎实推进；还可尝试机制创新，吸纳民间机构与资本参与。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弗雷德·伯格斯滕认为，多边发展机构的共同任务就是从公共和私营部门最大限度地获取资金来支持发展建设。亚洲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很大，没有任何一家单独的私营或者公共部门可以满足这一需求。因此，需要最大化地联合私营和公共部门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建立亚投行尤其需要从私营部门汲取这些优势，使机构运营的更加成功、更富有吸引力，这对于激活社会投资需求和促进区域资本流动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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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难跨加入亚投行的两道“门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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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旭峰 |
面对英、德、法、意近日宣布有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态说，全球加强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迫切，但建立新的国际组织需要借鉴建立世界银行和其他区域性发展银行的高标准，亚投行还需要加强内部治理。作为可以影响世行重大决策的国家，美国想让亚投行向世行的一流标准看齐，为何自己不尽早加入并在组织内部发挥建设性领导力呢？
目前来看，对奥巴马政府而言，做到这一点，有理念和操作层面的门槛尚难突破。
首先是理念障碍这个门槛作祟。
2011年之后，共和党一直占据国会众议院的主导权，近年来共和党崛起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变革思潮影响。金融危机后的政府救助和帮助社会弱势群体的众多福利项目让美国经济和民众较快地走出了危机，但也让美国陷入了财政赤字的泥潭，和美国建国时的清教徒精神相悖。奥巴马医改项目实施的部分资金也来自对富人和既得产业利益集团征税，埋下了共和党激烈反对的种子。美国社会钟摆总在极左和极右之间摆动，代表左倾思潮的奥巴马也难以扭转这个规律。在主张国内政策“小政府、低税收”理念和国际事务“孤立主义”的“茶党”思潮助推下，共和党的影响力增大，共和党今年又在国会参议院占据主导权，完全掌控国会，也即掌握了钱袋子和重大国际条约的批准权，标志着奥巴马提前进入重大改革难以推行的“跛脚鸭”时期。奥巴马政府是2010年提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方案的缔造者之一，却错过了当年掌握国会时批准这项方案的黄金时间窗口，美国还缺席数年前有助于缓解欧债危机的IMF增资方案，这都与国内的这种政治生态有关，毕竟钱袋子不在白宫手中。
可以想见，如果要让目前共和党掌控的国会给一个新国际组织批准注资，难度将会比批准IMF改革方案更大，奥巴马政府或许想避免方案在国会遭到奚落的尴尬，避免民主党在大选来临之际以弱势形象参选。美国国内政治机制的固性和它的全球领导力不匹配，美国是西方主要国家中国会和政府选举频率最高的国家，重大决策往往只能在府院一致时期方可推行，目前美国的国际领导力甚至被来自中西部农业州的一小部分共和党议员所绑架。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一战后，美国民主党总统威尔逊提议成立国联，但是很多共和党议员奉守孤立主义，共和党占优势的参议院不批准《凡尔赛条约》，美国最终未能加入国联，威尔逊饮恨终生。
其次，美国负责国际组织事务的有财政部、国务院、白宫、国会参众两院的相关委员会，政出多门，任何一个环节卡壳，都会造成提议难产。
分权和制衡精妙是美国政治制度的特色，但也会造成一些重大决策低效，不排除美国决策链条上的某些关键决策者担心美国一旦加入亚投行，相当于给亚投行完全背书，有助于亚投行提高信用评级，在未来融资时或许能够以世行一样的最高信用评级发债，从而降低亚投行的融资成本，增加项目运作的盈利能力，恐将冲击到世行、亚行的地位，并使得国际经济治理秩序去美国中心化。这是典型的零和博弈思维引致的决策操作偏锋。
再想一想，其实放在美国面前的选择很清楚，二十国集团已提出通过加强基建投资来提振全球经济增长的目标，全球基础设施巨大的投资需求远非世行、亚行等现存多边机构能够应付，建立亚投行等机构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即便没有美国的背书，亚投行也会开展运营，七国集团中已经有英、德、法、意这过半的国家加入，足以提升亚投行的国际化运作水平。和二战后拥有全球三分之二黄金储备的美国不同，目前在夯实国际组织方面，美国最强大的优势不再是提供资金，而是其人才储备、管理及项目运作经验。美国如果选择此时加入，能为亚投行锦上添花，可以参与章程谈判，这是巧妙发挥美国的软实力，而非只是站在阵地后方消极喊话。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进行改善，并非要将原来的制度推倒重建，在协调亚投行与世行、亚行等机构合作方面，美国能发挥其他国家无法替代的建设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