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浑雄苍茫的陕北高原间的延安城，自古以来便是金戈铁马、英雄辈出的地方，近代红色延安更是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改革开放后延安经济出现了第一次腾飞，如今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

　　边陲重镇：金戈铁马古战场

延安市区位图

延安古称肤施、高奴、延州，原陕甘宁边区政府首府，国务院命名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延安位于陕北金三角经济协作区腹地。历来是陕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城区处于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三山鼎峙，延河、汾川河二水交汇之处的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塞上咽喉”、“军事重镇”之称，被誉为“三秦锁钥，五路襟喉”。 　　延安是中华民族圣地、中国革命圣地，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延安精神三大教育基地。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北接毛乌素沙漠，南邻关中平原，是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过渡带，上千年来这里战火纷飞，上演着一幕幕英雄的传奇故事。
　　据延安市方志办主任刘占平介绍，约在公元前13世纪，延安属于独立的方国鬼方之域，时值中原的商代，商帝武丁发动了大规模讨伐鬼方的战争。《周易·既济》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这是迄今所知延安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西周，延安为犬戎与猃狁领土，到春秋时成为白翟部族居住地。白翟部族是一个游牧兼狩猎的少数部族，晋公子重耳曾流亡白狄12年，即居住于延安一带。后来重耳入主晋国，为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战国初，三晋分家后的魏国非常强大，由名将吴起夺黄河以西地区，在今陕西渭南、延安一带置西河郡，吴起为郡守。这是文献记载最早的延安地方长官，如今延安市境内的吴起县便是因此得名。
　　后秦国经商鞅变法强大起来，商鞅领军败魏军于雕阴（今延安富县与甘泉交界处），斩首8万余，俘魏将龙贾。秦惠文王八年，魏纳河西地予秦；十年，魏纳上郡15县（今宜川、延安一带）予秦。延安始属秦。秦昭王三年（公元前304年），秦在陕北置上郡，郡治肤施（今延安北、榆林市南），延安属上郡。秦在延安一带置高奴县，县治在今延安城东尹家沟。这是延安筑城之始，其城垣至今犹存。
　　秦亡，项羽三分秦地，封董翳为翟王。翟国立都高奴，统辖原秦之上郡，这是延安史上第一次作为王都。不久，汉王刘邦北出关中，翟王董翳降，翟国遂亡。刘邦仍于陕北一带置上郡。
　　时匈奴崛起，整个陕北成为汉民族抵御匈奴的前线。秦统一六国后，大将蒙恬统兵30万北击匈奴，为方便交通，秦王朝修建了从首都咸阳到边关的秦直道，即古代的高速公路，高奴县为这条高速公路上重要的城市，很多后勤物资都储存于此。汉武帝时为加强此地的防御力量，大量移民和屯戍，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至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向北方移民130多万人，延安是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区。这些人口的到来，使陕北的农业经济空前发展，被誉为“新秦中”（意为富庶如关中）。汉虞诩《奏复三郡疏》有“水草丰美，上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描述。
　　西汉宣帝后匈奴逐渐衰败，到东汉末年，大量匈奴人向陕北腹地南迁。三国时天下大乱，陕北虽名义上属中原王朝势力范围，但是无论是曹魏，还是之后的西晋，都未在陕北置郡县，未建设有效的统治。东晋南北朝时期，陕北更是兵火连年，先后被纳入后赵、前秦、后秦、大夏版图，统治者如走马灯似的，兵强马壮者即可统治这里。
　　隋唐时，中原王朝异常强大，唐太宗更被北方的胡人尊为天可汗，延安已不算在边关之内，这种平静的日子到宋初时被打破。时西夏兴起，元昊建国后的第二年，便开始对宋朝边境大举进攻，延安正处于两国交界之处。北宋宝元二年（1040年），西夏与宋朝在延安进行决战，即三川口之战，宋军大败。此战为西夏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立国基础，而对于宋朝来说，则使西北边患大盛。
　　元明清时，中原王朝势力强大，即使是版图最小的明朝，西北的边境线也在塞外，延安因此保持了长久的太平。只是在明朝末年，从天启五年（公元1620年）开始，延安干旱无雨，草木枯焦，加之吏治腐败，延安安塞人高迎祥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发动农民起义，其外甥李自成继而响应，战火烧至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始熄。此后到民国初，延安无大事，遂退出中央王朝视线。

　　红色中央十三年：新中国的雏形

　　到20世纪30年代初，延安虽然有陕北地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但在全国仍籍籍无名，绝大多数国人并不关注这个地方，直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从1936年至1948年，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红色中央的13年使延安闻名全国乃至全世界。在这里，共产党为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艰苦努力，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进行了大胆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政策都能在这里找到影子。
　　在思想方面，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中共党内思想逐渐统一。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新党章确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共内部意见达到了空前的一致。
　　在政治方面，中共中央在延安进行了民主政治建设。1941年5月，中共中央公布《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提出在各级政权机关贯彻“三三制”政策，即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左派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同月，边区按“三三制”原则开展普选，选出4万多名乡级参议员，共产党员约占三分之一。在县参议员选举中，“三三制”贯彻得不够好，非党候选人很多未当选，为此，边区政府给各县专门发出指示性，要求补救县乡贯彻“三三制”中的不足。县参议会常驻议员和县政府委员中的共产党员自动退出100多人，由党外人士补进。到1945年民主政治在延安已深入人心。在边区政府第三次民主普选中，许多中共县委书记、县长主动到乡村选民会或乡人民代表会上作自我批评，延川等县委还在《解决日报》上发表书面检讨文章。人民群众不仅听取政府工作人员报告和自我批评，而且可以检查政府工作。老百姓对选举非常满意，劳动模范大多当选。
　　在经济方面，中共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发展经济。在农村，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积极性，分给外来难民土地，3至5年免征公粮，激励他们开荒生产、多打粮食。在城镇，保护商人正当利益，奖励手工业生产，发展合作运动，使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共同发展。到1944年，农村粮食生产大幅增长，许多过去短缺的工业品，如布匹、纸张、火柴、铁等，基本达到半自给。公营企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比抗战前提高58.7％－84％，手工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幅度更是达到149.8％－400％。
　　在文化方面，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讲话》发表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临时委员会，实行战时文化动员，号召文艺工作者到部队去，到地方去，文武结合，进行对敌斗争。下乡、下厂、下部队，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许多作家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中共中央在延安进行的这一系列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探索，对新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思想以其继承、发扬者始终主导着全国的意识形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也皆有延安民主政治的影子。根据实际情况发展经济，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懂经济的实干人才，也为建国后几次经济调整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更是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它犹如精神的灯塔，指引一代代文艺工作者投身革命、建设、改革的时代洪流，推动文艺工作和文化建设不断走向发展繁荣。

　　艰难的起飞：从“穷折腾”到富民、绿山

　　新中国成立后，延安进入了建设时期，然而延安的经济起飞却走了一段弯路，直到上世纪80年中期起才开始真正地大规模工业化，进入本世纪初后终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开始从工业化初期进入工业化中期。
　　从1949年到1978年，延安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仅增长4.1％，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延安经济实质增长极为有限，因而到1978年，延安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53元，一些地区的农民生活还不如红色中央13年时期。
　　1973年6月周总理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来延安参观访问，看到当时延安的贫困状态，极为难过，当着延安负责同志的面提出了“延安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要求。当时延安的14个县、130万人口，粮食年总产仅为6.47亿斤，农民年人均不到250公斤，人均年收入不到50元。按总理的要求五年粮食翻一番，但到1978年延安人均年产粮只有308公斤，总理的要求到1990年才真正实现了粮食翻一番，农民人均占有粮食比197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
　　改革开放后，延安的贫困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在中央的支持下，陕北革命建设委员会于1978年11月成立，并于当年决定，延安、榆林地区的粮食征购任务分别比去年实际征购数减少56%和63%，此后三年两个地区的征购任务都稳定在这个水平上。粮食征购任务减少后，除留饲料、种子外，1978年延安、榆林地区每人平均的口粮都有了增加。同时，从80年代中期起，中央给延安特殊政策，允许延安自己发展石油工业，所得收入大部分归延安支配。
　　由于石油一直由中央垄断，延安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石油工业特区，大量的民间资本纷纷涌入延安，延安各级政府也尽可能集中资源投入到石油工业中，延安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工业化正式开始了。仅仅10年时间，到1996年延安石油年产量比1986年增加了6倍多，延安老百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进入本世纪后，随着石油以及煤炭价格一路走高，以能源工业为主导的延安经济出现了一次跨越式发展，原油产量从2001年的314.33万吨，增到加目前年产量1600多万吨，一下子成为全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到2013年，延安全市实现生产总值1354亿元，人均超过1万美元，而在西北经济发展一直领先的西安市直到2014年人均GDP才超过1万美元。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延安的生态建设随着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千里绿色长廊等生态重点工程的稳步推进也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林草覆盖率已接近70％，山川大地基调实现了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2014年延安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居全省第一。“山坡上栽树崖畔畔上青，羊羔羔养在家门中；草棵棵赛过粮苗苗，退耕带来好光景……”欢快的“信天游”歌声，见证了绿色延安的形成。
　　延安目前正处于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阶段，进一步向前发展面临的挑战极大，从发展方式看，延安经济对能源资源过度依赖，第三产业发展滞后，非公有制经济薄弱，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不高，结构调整、转型发展任务紧迫。为此，延安市提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延安将突出结构调整，推进转型发展。通过三次产业并举、能源与化工并举、轻工业与重工业并举、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并举，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同时，突出生态建设，推进绿色发展。
　　根据延安市国民经济发展和规划纲要，到2021年，延安市生产总值计划将突破3500亿元，非能源工业占全市工业比重50％以上，服务业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0％，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达到6.9万元和2.5万元，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届时，延安将成功进入全面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