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日前表示，面对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当前不应出台大幅度刺激需求的政策，而应通过改革重视市场的自身调节。
　　钱颖一指出，2014年中国GDP增长速度下滑到7.4%，为1990年以来最低。三个原因让我们感到有心理压力：对比30多年平均增速超过9%的增长，7.4%低于年初制定的7.5%目标；2014年第四季度印度增长率7.5%，超过我国的7.3%。但是我们需要理性地分析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
　　钱颖一认为，如果考虑中长期因素，我国经济增速下降大致有三类原因：
　　第一，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7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的规律是潜在增长率与人均收入成反比。在摆脱贫困陷阱之后，低收入经济对应高的潜在增长率，中等收入经济对应中的潜在增长率，而高收入经济对应低的潜在增长率。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潜在增速必然下降。
　　第二，经济中结构扭曲的纠正。在同一发展水平上，在潜在增长率相同的条件下，由于经济发展路径不同，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不同。过去这些年中，特别是2008年以后，我国经济中的结构扭曲日趋严重：投资结构扭曲、产业结构扭曲、融资结构扭曲等，造成大面积产能过剩，投资回报大幅度下降，环境破坏加剧，其严重程度在其他经济类似高速增长时期不多见。纠正这些扭曲，必须停止、减缓、调整以往增长模式，也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第三，激励机制变化。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除了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还要靠激励。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强劲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政府激励正在发生变化。过去那种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决策的模式正在淡出，但规范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模式尚未建立，我们正处在转型期间的中间状态。
　　针对这些问题，他认为，不应该出台大幅度刺激需求的政策。刺激需求只能有暂时效果，但是改变不了潜在经济增速，更会恶化经济中的扭曲。此外，不应该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起作用，必须配套结构调整措施。
　　为此，他提三条建议。首先，留给市场和企业内生调整和发展的空间。中国经济“韧性”程度高，不仅政府调节能力强，而且个人和企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程度大；其次，发挥政府在供给政策上的作用。一方面应减少行政审批、加快财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企业松绑、促进金融创新、鼓励创业等。另一方面是政府可以支持产业发展，但要改变方式；最后，重新定义政府激励机制，建立新型政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