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的逻辑起点和事实起点都是中国经济的减速。对经济减速目前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是需求的因素，是周期性的减速，不是长期的，增长速度还会因为一些周期因素的改变而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另一种则认为是供给因素造成经济增长减速。
　　如何判断减速决定了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不同的政策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当认为减速是需求因素造成的话，自然会采取一系列刺激需求的办法。从中国目前情况看，如果过度使用刺激需求的举措，可能带来以下几种后果：
　　其一，进一步软化企业预算约束。国有企业，甚至一些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会因为刺激政策而导致预算约束软化，竞争力缺乏，在极端情况下企业会变得半死不活，成为僵尸企业。
　　其二，可能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和债务风险。很多研究显示，中国现在的杠杆率很高，尽管经常说风险可控，但是风险可控的前提是风险已经存在。
　　其三，从制造产品到基础设施的全面产能过剩。我们都知道制造业产能过剩，对于基础设施来说，并不是造好就万事大吉，如果没有得到充分使用，其实也是一种产能过剩。
　　除此之外，过度刺激还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风险。刺激政策看上去对就业很有好处，而事实上，当把大量半熟练或非熟练劳动力都吸引到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行业中，这些行业又会形成产能过剩，一旦遭遇冲击，这些劳动力就会陷入周期性失业状态。
　　因此，如果一味采取刺激需求的政策，将导致一系列错误结果，令经济增长减速变成停滞，导致中国经济滑向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
　　正确认识和主动应对新常态，则可以把新常态变成新的机遇，从而延长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认识到这种新常态，有助于我们通过改革来赢得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或者说获得改革红利，立竿见影地得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传统的刺激办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在预算约束软化的情况下，政府给企业补贴，给它非常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企业就没有动力从投入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驱动。
　　从投入驱动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驱动的转变，其实是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相连接的。在旧常态下，我们很容易得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比如，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意味着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部门，经过重新配置，资源的利用效率就提高了。但是，在新常态下，这种机会将大大减少，于是就要进入第三个层次的资源重新配置——在一个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进行资源重新配置，哪个企业生产率高，哪个企业就得到发展、得到扩大，进而可以把别人的生产要素拿来使用；如果企业生产率没有提高，缺乏竞争力，就将被淘汰出局。因此，一个创造性破坏的新环境，将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常态要求。
　　这个时候，政府既不能用传统的体制去保护企业，也不能用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去保护，或者过于主观地通过产业政策去保护。只有创造更好的竞争环境，才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投入驱动向生产率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所以，改革是新常态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