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返乡创业不成再踏打工路的农民工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有技术、有热情，但缺少资金、管理经验和市场头脑，过度依赖政府扶持，抗风险能力差，政策和市场稍有风吹草动，脆弱的企业就难以承受，不得不再次踏上外出打工路。
　　从小就跟着母亲学习苗族传统刺绣和蜡染技艺的全国人大代表蔡群是贵州有名的“绣娘”。2005年，她外出打工返乡，在家乡贵州省织金县的苗族村寨里建立了“蔡群苗族蜡染刺绣有限公司”。
　　“当时赚钱很容易。”蔡群告诉记者，由于传统刺绣和蜡染非常具有民族特色，当时地方政府每年都会订购大量产品用作接待礼品，再加上其他政策扶持，政府的帮扶可以说是“从产到销一条龙”。
　　眼看蔡群的生意越做越大，同村不少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也纷纷回乡创业。在她的带领下，村里相继有18家农户开办了家庭作坊，一批拥有技术的“绣娘”当起了老板。
　　然而近两年来，这些传统手工作坊遭遇了严峻的生存问题。由于占大头的公务消费已经“绝迹”，旅游消费一直低迷，有的作坊一年仅靠企业的一两个礼品订单苦苦支撑。蔡群来北京开“两会”之前，村里已经有4家作坊关门停业，“绣娘”再次踏上打工路。
　　“政府大包大揽、‘从产到销一条龙’的帮扶从今往后不会再出现了，这是所有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必须要适应的‘新常态’。”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兴义市布谷鸟民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菁认为，返乡创业必须要先考虑好自己的“核心盈利点”，不能只想着政府扶持。没有政府扶持就活不下去，这种“温室的花朵”是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最后只能被淘汰。
　　企业规模小、资金人员少，有的甚至是“前店后厂”的家庭作坊式企业，“船小”是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主要特征。部分农民企业家代表认为，虽说“船小好调头”，但遇到发展困难时，这些企业却容易出现“难掉头”情况。
　　在贵州省茶叶主产区湄潭县，去年以来一些农民工创立的茶叶作坊主动“转型”应对限制公务消费的冲击，减少高档茶叶生产，一窝蜂扑向中低档茶叶。结果中低档茶叶大量上市造成滞销。今年春茶采摘在即，一些作坊去年的茶叶都还有积压。
　　究其原因，蔡群认为返乡农民工很难真正认识市场，手上有技术但只懂得“低头做工”，无法分析市场，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同时，农民工要创立一个企业往往倾其所有，有时甚至负债累累，“调头”没有资金支持。
　　蔡群和王菁建议，在推动农民工创业转型上，需要企业和政府双重发力。企业自身要主动适应“新常态”，政府则要帮助企业对接市场，引导企业正确转型。
　　“多为企业搭建平台，多带企业和产品出去亮相。”蔡群说，“中央领导出访时推销中国的高铁，我们希望地方领导也能够做我们的‘超级推销员’。”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紫云县坝羊乡科羽有限公司董事长舒明勇的企业所在园区也出现了大量创业农民工企业生存困难，重新出去打工的情况。作为多年前返乡创业的农民工，舒明勇对此十分惋惜：“雄心勃勃回到家，灰头土脸又出去。”
　　舒明勇认为，创业农民工企业生存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些扶持政策仅仅是“看上去很美”。
　　以贷款为例，农村信用社“无硬件抵押也可贷款”，无金融知识的农民工兴冲冲地拿到贷款，才知道不仅利率高于其他商业银行，“按季度付利息”的做法更是苛刻。有的企业贷款100万元，厂房还没建起来就要还利息了。舒明勇说：“这些农民工创业就很难做到‘钱生钱’，最后沦为为利息奔波，为银行打工。”
　　不仅如此，缺少持续性的政策也让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无所适从。舒明勇介绍说，前几年一些地方招商门槛不高，贵州省一些农民工回乡选择了技术、资金要求低，收益快的水晶加工行业，个别园区的水晶企业一度达到上百家。这一两年地方对生态环境要求提高，作为易污染的水晶企业，首当其冲成为关停对象。绝大部分企业无力提高治污能力，被迫停产关门。
　　如果当初在引导农民工创业时不是为了“看上去很美”，而是切实从地方长远发展考虑，这样的情况是否就可以避免？
　　舒明勇认为，政府不仅要让农民工返乡创业“回得来”，更要“留得住”。首先要对选择的行业进行科学规划和引导，因地制宜发展适合当地的产业，减少农民工的盲目性。同时，扶持政策要“接地气”，减少“肠梗阻”，避免扶持变“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