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贵州、四川等地，记者先后走访近百位农民工，听他们诉说了务工的酸甜苦辣。不少人向记者反映，农民工务工有“三盼”，一是工作能更加稳定，不要当“厂漂”一族；二是工资能继续增长，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三是降低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成本，减轻经济负担。
重庆江津区永兴镇的农民李杨毕业后在重庆主城区务工，今年30岁的他近4年来换了5份工作。今年元旦之后，李杨又辞去了重庆江北区一家装修公司的工作，重新进入农民工招聘市场，寻找新的就业岗位。
在不少地区，长期困扰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务工“短期化”现象仍在持续。在重庆合川区，有的劳务中介去年一年介绍3000多名农民工就业，入厂3个月流失量超过四成。记者采访发现，对于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用人缺口大多出现在对员工素质技能要求不高、工资相对较低的普工岗位，这些工作岗位农民工流动性大，务工“短期化”现象很明显。
“由于农民工流失速度快，很多企业在一年之中不得不循环往复招人。企业实际用工数没有增加，但招聘量却在不断增大，实际上造成了一种用工严重短缺的假象。”重庆会江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曾智强说，现在不少企业下劳务订单时，一般会在实际需求量基础上上浮15％到20％。上浮的用工量，就是为了应对农民工流失带来的缺工困扰。
“企业不能一味抱怨农民工职业忠诚度不高、跳槽快，更应该反思自身是否为农民工提供了合理的薪酬待遇、良好的用工环境和发展空间。”重庆农民工康厚明告诉记者，农民工务工短期化的背后，也反映出不少企业存在用工上的短视和对待劳动力资源的轻率。一些企业为了少缴或不缴养老、医疗保险，故意和农民工签订短期劳务合同；有的为了提高利润率，要求农民工加班却不发放足额补贴；更有一些企业为了降低劳务成本，故意压低工人薪资甚至恶意欠薪。
采访中，不少农民工告诉记者，在务工“短期化”的大背景下，企业要想稳住农民工，还需要改善劳动条件，保持农民工职位上升渠道的畅通。同时，还要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对住房保障、教育等各类资源进行公平分配。
来自重庆开县赵家街道的农民工刘华宇，从2005年起就在广东、海南等地电子、服装厂务工。2009年之后，他的工资由原先的停滞状态变为稳步增长，今年初春达到了3500多元。但面对记者，他仍说，“相对于生活成本的涨幅，这样的工资也不算高。”
在贵州锦屏县、绥阳县等地，不少农民工都向记者表达了涨薪的愿望，但这些地区就业部门干部说，目前外出农民工低学历的多，高学历的少；体力型的多，经过专业培训和有专业技术的较少；农民工就业领域和转移面窄，转移就业大多数只能从事脏、累、苦的工作，难以找到理想岗位和挣得满意的收入。
据遵义县对120名外出务工农民工进行的调查显示，67％的外出农民工只有初中及以下学历，月工资1000元到3000元的农民工比例为73％，总体收入水平并不高，农民工涨薪的愿望强烈。
不少受访农民工说，最近几年，自己的工资确实有增长，但有的企业却想出“以计天工资代替计件工资、延长日工作时间、取消双休日”等各种“怪招”，最大限度降低成本。一些建筑工地上的钢筋工、水泥工、钢模工，劳动强度都很大，“天天一副倦容，满脸都是憔悴，工资高风险也很大，企业用工环境亟待改善。”
重庆铜梁区农民工黎建忠常年在山西太原的建筑工地干活，他告诉记者：“老板拖欠工资总能找到理由，有时会说工程队效益不好，工资过年后再发；有时会只发一半钱，另一半过年后补发，目的就是想套住你，迫使你第二年还得回到工地打工。咱农民工不仅希望涨工资，也希望企业能规范用工。”
采访中，记者发现，农民工在务工中关注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参加养老保险。农民工反映，目前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花费多，成本高。一些青壮年农民工认为，社会保险要到退休后才能享受，中间隔了几十年，还没有参保的现实紧迫感。
在重庆垫江、璧山等地，记者采访发现，谈起不愿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原因，不少农民工向记者坦言，现在社保缴费标准高，一个月工资3000多元的工人，平均每月要缴约200元的社保费，一年下来就要两三千元。农民工本来就不富裕，要花这么多钱缴社保，觉得不划算。
根据测算，在重庆一些区县，如果农民工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最低每月缴纳300多元，最高750多元，一年下来，就需要3000元到9000多元。社保缴费额度并非每年不变，一般而言，标准会根据前一年职工平均工资变化而增长。对于平均月收入只有两三千元的农民工而言，职工养老参保门槛相对较高。类似餐饮、建筑、保洁这样的服务行业，农民工流动性很大，不少人没有和企业签订规范的用工合同，农民工社保参保情况堪忧。
记者发现，面对劳动力资源出现结构性短缺，各地已逐渐认识到“谁留住了劳动力资源，谁就留住了发展潜力”。针对农民工就业新形势，不仅要用工资待遇留人，也要用保障福利留人，应该完善社保制度，在财力可承受的范围内，增强养老保险对农民工的吸引力。
（本稿件由记者李松、赵宇航、周文冲、齐健、李平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