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水平涨幅明显偏低，并引发宏观经济或将全面陷入通货紧缩的担忧。考虑到我国物价形势具备显著结构性特征，更多受到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和猪周期下行等因素综合影响，并与消化“三期叠加”密切相关，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期间的阶段性运行特征，因此需要采取综合工具治理。而单纯依靠过去加大投资、放松货币政策的老方法可能会面临更大困境。
　　2014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2%，远低于去年年初设定3.5%的通货膨胀上限，创出近五年新低。今年1月，受鲜奶滞销向下传导，全国不少地方出现奶农“倒奶杀牛”现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尽管如此，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更多受到结构性因素驱动。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导致全球生物燃料替代石油需求萎缩，削弱了国际初级产品植物油价格基础，进而影响到国内油脂价格。2014年，构成我国CPI的油脂价格同比下降4.9%。而受猪肉周期下行影响，2014年全国出栏肉猪年度均价同比下跌近12%，导致构成我国CPI的猪肉价格同比下降了4.3%。同时不断深入反腐挤出公款和集团消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这些情况表明，当前居民消费价格回落，更多是结构性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与社会总需求萎缩关系并不密切，而与货币供应总量的关系更加疏远。
　　结构性通货紧缩可能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期间的阶段性运行特征。为消化“三期叠加”不利因素影响，以去产能、去杠杆、去泡沫为方向的经济结构调整正加快推进，将不可避免引发局部领域价格持续下跌。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34个月下降，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消化过剩产能导致未来工业品价格仍有继续下跌可能性。债务杠杆率偏高所引发的企业资产负债表修复需求，降低了实体经济有效融资规模，进而产生经济紧缩作用。2014年全国社会融资规模为16.46万亿元，比上年少8598亿元。而由房价过度偏离合理值所引发的估值调整，则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速度持续回落的内在动力。可见，在加快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中，由去产能、去杠杆和去泡沫所引发的经济收缩作用将不可避免，进而决定了结构通缩则是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阶段性特点。
　　结构通缩需要综合工具治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并未引发通货膨胀，反而引发了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的持续回落，表明货币政策宽松与反通货紧缩的关系可能要比想象中复杂。事实上，部分国家出现通货紧缩风险的背景就是持续加码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受产业结构固化，金融机构行为和资金流向路径依赖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当前我国社会资金配置结构存在问题，导致货币政策传导受阻，相当部分新增资金供应自动流向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业，并维持僵尸企业低效运转和房价高位运行，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经济结构调整进程。因此，为治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结构性通货紧缩风险，依靠过去加大投资、放松货币政策的老方法可能会面临更大困境。而只有采取综合工具与措施，加强各部门政策协调与配合，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积极培育扩大新兴产业规模，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激发民间创业激情，并逐渐形成新增长动力，才能真正实现反通货紧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