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启示录·生态之忧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全国多省市调研发现,一些地区、领域腐败案件高发的背后,“一把手”带头腐化堕落往往导致本地或本行业内“颓腐风”盛行,窝串案频发,腐败面扩大,政治生态恶化。而政治生态恶化主要表现为政商勾结、上下串通,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等呈现网状牵连,各种人际关系以利益为中心形成异化的“共腐关系圈”。同时,在腐败风气盛行的背后,部分地区和部门官场文化“泛黑化”现象不容忽视。
“一把手”喜好成“风向标”
“一把手就是一片天。”在调研中,记者了解到,一个地方或部门“一把手”的喜好、作风、品德,对所在地和部门政治生态的影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的“贪玩”在当地出了名。据办案人员透露,在2001年至2006年担任萍乡市委书记期间,陈安众把宾馆作为办公场所,成天花天酒地,莺歌燕舞,随身携带围棋,经常与人切磋技艺。在陈安众的影响下,一些党员干部不琢磨事只琢磨人,把心思和精力放在迎来送往、吃喝玩乐上,把公款当成自己的存款,将个人花销打包到职务消费“筐”中,“特权开支”没了底线。
“‘玩风很盛’的干部作风就是那个时期带出来的。”萍乡市委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陈安众作为“一把手”起到“风向标”作用,一些羡慕他生活方式的官员开始上行下效。
领导干部不良嗜好的背后,大多隐藏着贪腐劣迹。今年5月,中纪委对陈安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并通报称,陈安众被查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陈安众本人或通过其特定关系人收受巨额贿赂;收受礼金;道德败坏,腐化堕落。
与陈安众类似,曾主持湖南省交通厅全面工作多年的原党组书记陈明宪则对打牌、唱歌等娱乐活动样样喜欢。据了解,陈明宪案发前长期居住在华雅国际大酒店贵宾房,酒店老板李某在其庇护下,不仅承揽了高速公路的开发项目,还承包了数个服务区,并成为数条高速公路的建材供应商。办案人员透露,打牌是陈明宪在酒店内每天必玩的项目。一些老板为了拿项目,排着队拎着大量现金上酒店陪打牌,少则几万,多则数十万;陈明宪找一些下属谈事,有时也在牌桌上解决。被叫的部下也大多心领神会,拎着钱上桌。陈明宪总是赢钱,洋洋得意地自命为“赌神”。至案发时,陈明宪光打牌就“赢”了一大笔钱。
“现有的‘一把手’体制下,‘一把手’廉洁能干,干部也必然能干,‘一把手’腐败,也必然带坏一批干部。”湖南省交通厅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刘志信说,陈明宪任党组书记期间,起到很坏的示范作用。按照“陈氏游戏规则”,湖南省交通系统内机关一度打牌豪赌成风,干部跟施工队打,施工队不敢赢。
“政治生态一旦坏了,不正常的事情也就变得正常,像逢年过节给领导送几千元或万把块钱,自然也就成了‘规矩’,领导干部包养情人,也就成了‘时尚’。”因受贿558万元被判无期徒刑的原湖北省随州市政协主席樊建国认为,“一把手”权力几乎不受制约,如果不实行更大限度的党内民主,把选人用人的初始提名权真正交给群众,腐败现象就不可能绝迹。
以利为绳编织变异“人际圈”
某些干部形成的“人际圈”已沦为“以腐败为荣,以廉洁为耻”的旧式官场。在这个“生态圈”内,众人尊奉共同的“权威”,共同维护并确保其话语权;层级之间抱团不断输送利益,甚至形成隐形的利益“市场”甚至“交易”价格。圈子与圈子之间,既相互独立,互不干扰,又因为板块交叉和利益纠葛而相互妥协,形成窝案。
据办案人员和基层干部反映,一些地方的政治生态出现问题后,表现为政商勾结、上下串通,买官卖官、权钱交易等呈现网状牵连,主要体现在人际关系以利益为中心形成异化的“小圈子”。
一是利益板结形成“共腐关系圈”。为了降低腐败风险,腐败官员往往首先在政界精心营造“小圈子”,通过提拔自己人,打造人身依附体系,上下勾连、左右同谋形成利益板结,板块内和平共处,利益共享。湖南省交通系统窝串案中,在迄今被“两规”或刑拘的28名干部中,有13人涉原湖南省高管局局长冯伟林案、5人涉原湖南省交通厅副厅长邹和平案、4人涉原湖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陈明宪案、3人涉原湖南省交通厅副厅长李晓希案。
湖南省委党校党建研究部主任龚永爱等专家分析说,某些干部形成的“人际圈”已沦为“以腐败为荣,以廉洁为耻”的旧式官场。在这个“生态圈”内,众人尊奉共同的“权威”,共同维护并确保其话语权;层级之间抱团不断输送利益,甚至形成隐形的利益“市场”甚至“交易”价格。圈子与圈子之间,既相互独立,互不干扰,又因为板块交叉和利益纠葛而相互妥协,形成窝案。
即使是圈子关键人物东窗事发,其余人也想方设法遮掩。如记者在一些腐败高发地区采访期间,有的官员不仅对他们已经出了问题的前同僚或上级讳莫如深,偶尔有人谈一点也出面“打岔”;甚至有官员还一再抱怨反腐影响了地方形象,尤其对当地被舆论称为“腐败重灾区”异常反感。
二是钱权交易建立“政商联盟圈”。办案人员发现,腐败官员热衷于精选商人作为“VIP会员”,建立政商联盟,进行利益切割,大搞权钱交易,实现圈子内利益共享。如一些腐败窝案中,涉案腐败官员往往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编织各自的人脉关系网,形成“山头”的同时,据守各自分管的领域,拉帮结伙,官商勾结,进行钱权交易。办案人员分析认为,腐败官员建立的每个圈子,往往都有几个固定的老板身处其中,人员结构和利益链条相对稳定,具有隐秘性和排他性。有的腐败官员在对待受贿的问题上,甚至坚持“小钱不收、平头老百姓的钱不收、不信任的人的钱不收”的“三个不收”原则,将受贿对象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
三是寻找利益“代言人”,培植“亲属情人圈”。办案人员告诉记者,腐败官员习惯固定安排一到两名至亲好友出面,充当自己收受钱财的“白手套”和牟取利益的“代言人”,自己则藏身幕后,以此隐匿和过滤违纪违法留下的痕迹。
如受贿4380万元被判无期徒刑的冯伟林,在主政湖南高速期间,将家人培植成“代言人”。其中,冯伟林通过“打招呼”让工程商王某承揽工程,并约定由其弟冯冠乔出面分一半的利润。仅此一项,冯伟林伙同冯冠乔就实际获得1500万元的“好处费”。江西一名落马厅级官员在插手工程项目时,均由其外甥何某出面,收受的1000多万元赃款都放在何某名下。
湖南省交通厅纪检组长刘志信告诉记者,陈明宪案发后,除刚满周岁的小儿子外,身边的亲属都有涉案,其妻周茜、其子陈钏、其妹陈明珍、其弟黄道军都通过陈明宪的职务便利牟取了巨额非法利益。在冯伟林案中,其妻子及弟、妹都被起诉,其弟冯冠乔更是因为中间人中标牵线搭桥收受贿赂1775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大到派系,小到各种“圈子”,这种异化的人际关系一旦在党内、政府内蔓延,必将对政治生态造成严重损害,甚至严重扭曲现存的道德和制度。“‘小圈子’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除非反腐外力的介入。”一些受访的纪检干部认为,这种“黑色圈子”的本质是腐败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利益板块内往往和平共处,谁不遵守游戏规则,就会被视为“另类”加以排斥。
“逆淘汰”用人催生官场“黑文化”
“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红包文化,推崇厚黑学、讲究“兄弟义气”的“江湖文化”,明码交换、竞价出售的“买官文化”等官场“黑色文化”在一些地方不断蔓延。
记者调研发现,在一些腐败多发地区和领域,政治生态出现问题最突出表现为用人腐败,甚至形成选人用人“逆淘汰”现象,洁身自好、清正为官的干部被视为“另类”,不仅领导不喜欢,周围的人也因为怕冒犯领导而“躲着走”,清廉官员久而久之必然“边缘化”;与之相对应的,是作风不正、善于钻营的官员却“如鱼得水”,被不断提拔。
据办案人员介绍,陈明宪、冯伟林分别担任湖南省交通厅和省高管局的“一把手”期间,权力高度集中,从工程立项到干部人事安排,一手遮天。其中,为选拔“自己人”形成安全贪腐的“小圈子”,他们一般先只任命高速公路建设筹备组长,等完成土建招投标后,听话的就任命为经理,不听话的就不让当经理。
办案人员反映,由于“劣币驱逐良币”的用人不正之风盛行,“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红包文化,推崇厚黑学、讲究“兄弟义气”的“江湖文化”,明码交换、竞价出售的“买官文化”等官场“黑色文化”在一些地方不断蔓延。
因受贿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的安徽泗县原县委书记晏金星,在任职10年间受贿600多次,受贿金额520多万元,其中“卖官”近百次,“卖官”受贿约370万元。曾任安徽萧县县委书记的毋保良10年受贿更高达1000多次。一名曾给毋保良送礼的干部表示,对当地不少干部来说,县委书记收不收自己的礼、收多少,某种意义上已成为行贿者是否被毋保良看成 “自己人”、“兄弟”,是否被核心权力圈接纳,乃至有没有发展前途的象征。
2012年年底以来,包括原广东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常务副市长刘盛发、副市长郑松标在内的多名揭阳市领导被查处。今年6月,曾任揭阳市委书记的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红包问题突出,官商勾结严重,买官卖官成风。”揭阳市纪委书记陈直河坦言,揭阳政治生态过去确实存在一系列问题,但根子还是选人用人方面长期形成的不正之风。
腐败风气盛行的背后,官场文化“泛黑化”现象不容忽视。办案人员透露,一些涉案官员之间平时多以兄弟相称、抱团腐败;一旦预感将“东窗事发”,又推崇“江湖义气”,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逃避法律惩罚。
(本稿件由记者胡锦武、苏晓洲、李鹏翔、杨守勇、叶前、邹俭朴、杨玉华、凌军辉、傅勇涛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