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62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发表了题为“千呼万唤始出来——从公布调查失业率说起”的主题演讲。蔡昉表示，随着中国经济走过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供给不再无限，经济增长率虽然回落但是与同样回落的潜在增长率相适应，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业，中国经济的宏观政策也就可以保持定力。但是，潜在增长率下滑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不应该简单地认为改革和增长是负向关系，一些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甚至可以是立竿见影的，其中首推户籍制度改革。
登记失业率与调查失业率哪个更真实
各界一直呼吁公布真正反映实际劳动力市场状况的调查失业率指标。这是国际劳动组织推荐的一个指标，很多国家都采用，覆盖对象不仅仅限于有户籍的城镇居民，而且包括所有在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人群。而且由于它是国际劳动组织推荐的，也就可以接受国际的比较。
蔡昉从中国的失业率指标谈起。
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有18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呈下滑趋势。今年政府实行了一些所谓的微刺激手段，但是总体上来说，政府有了一种和过去不同的心态。这次经济下行了很久，政府尽管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总体来说没有要求保8%，而是提出经济增长大致有7.5%左右就能够接受。原因在于政府增加了定力，因为没有看到经济下滑带来的就业压力和失业率的提高。
是不是现在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不会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压力？有人不同意。这就需要比较系统地来看一些指标，同时还要把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和其它相关指标结合来比较。
到目前为止，能够从官方取得的系统的失业率数据还是叫做城镇登记失业率。很多人认为这个指标不可靠，原因有很多。第一，它的统计对象只是城镇居民中有户籍的那部分人，但农民工已经占到城镇就业35%，却大部分没有被这个指标所覆盖。第二，这个登记是你有本地户口你失业了愿意来登记就来登记，有的人觉得如果我失业了登记也没有什么用，就没有登记，这部分人也没有纳入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的统计内。
所以各界一直呼吁公布真正反映实际劳动力市场状况的调查失业率指标。这是国际劳动组织推荐的一个指标，很多国家都采用，覆盖对象不仅仅限于有户籍的城镇居民，而且包括所有在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人群。而且由于它是国际劳动组织推荐的，也就可以接受国际的比较。所以，在若干年前政府就要求，而且也在文件里面多次写到要启用调查失业率，但是一直没有公布。最近突然有一些零星的公布，也仍然不是以部门名义很正规、很系统方式公布的，而是总理在不同场合透露出的信息。
蔡昉说，看一下调查失业率是怎么调查的可能有利于理解这个指标。通过各国的实行，国际劳动组织充分研究以后，认为相对比较好的是调查失业率。它剔除了两种现象：第一种现象是你失业了但是没有去登记，可能是觉得登记没有什么用处，不想接受培训，介绍的工作也不好。尤其是登记失业金是有期限的，有些人也许能拿到的时候去登记，过了这个期限就不登记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你原来工作没了，也登记了，处在一种登记失业的4.1%里面，可能还拿着失业保险金，但是你又有临时的工作。
调查失业率是经过各种问卷调查进到家庭中，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过去一周里面你有没有1小时及以上的有报酬的工作。如果有就属于就业，说没有会问第二个问题：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内你有没有积极寻找工作，比如说有没有到就业服务部门去登记，有没有积极地向朋友或亲戚发出要求帮助的请求。这个问题其实是问被采访者是不是真想工作，因为有的人也许原来有工作，甚至工作还不错，但是丢掉工作以后他也不想找，至少不积极找。如果是这样，就不叫失业，叫退出劳动力。最近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了下来，从金融危机之后一度超过10%降到接近7%。但是有人提出来，7%并不真正代表美国的就业状况，因为很多工人实际上处在没有工作的状况，但他不积极找工作，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反映到数据上就是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接下来问第三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工作机会你能不能在一定时间到位？如果说不行，就还是算退出劳动力市场，如果说可以才叫做处于失业状态。
总的来说，这个指标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不一定能反映出来就业状况的好坏，但还是一个比较能够被接受的失业率指标。
事实上在1996年的时候，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就已经构建了劳动力市场的调查系统，按照当时的数据就已经可以计算出调查失业率了，但是长期以来它们没有公布。这个调查失业率数字明显比登记失业率高，尽管最近一段时间两者之间的差距有缩减。调查失业率大概在2004年、2005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发布，比对后发现，和私人计算出来的没有什么差别。
中国目前的失业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调查失业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就是差着一个周期性失业。按照总理的说法，中国目前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05%，那么中国的周期性失业还不到1个百分点，因此也就能够理解决策者不那么担心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了。
蔡昉认为，谈失业率需要澄清一个概念，就是即使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国家，失业率也跟劳动力无限供给没有关系，只和该国的宏观的劳动力市场功能有关。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向新古典经济类型的过程，过去几年经历过两个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一个是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作为发展经济学家创造了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可以大体上把经济部门分为两半，一半是传统部门以农业为代表，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业，这些劳动力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可以不断地被转移吸纳。这个部门的就业情况不取决于有多少人去找工作，而取决于另一半的非农产业或者说现代化部门发展有多快，能吸纳多少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转移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过去30多年大体都处在这一过程中。
然而，这种劳动力的转移和吸纳终究有结束的那一天，此前企业招农民工，不涨工资也可以，终究有一天农民会嫌工资低不去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得涨工资了。劳动力从无限供给不需要涨工资，到必须涨工资否则招不到工，这就叫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的这个转折点发生在2004年。从2004年到今天，农民工的工资一直在涨，每年以12%的速度，还剔除了物价的因素。
在那之后又经历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更加明确地显示劳动力的短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中国15岁到59岁的人口，所有劳动力都处在这个年龄段的人群里头，它到达了最高峰，从2011年就开始减少。蔡昉表示，劳动力短缺尽管不影响失业率，甚至还可能让失业率下降，但是这种转变说明，中国的劳动力工资已经越来越由边际劳动生产力决定，就业问题越来越表现为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而不再是就业不足，所以也就越来越需要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配合，这是中国经历的一个重要变化。
剩余劳动力明显减少的结果包括：城镇冗员现象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社会现象；农村剩余劳动力或者说隐蔽失业减少。
这里有一个矛盾的现象：就是这两年政府工作报告都会讲到，中国大体上每年都会实现超过1000万的新增城镇就业，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了700万。但是，就业是指劳动年龄人口找到了工作，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以每年几百万绝对速度减少，新增就业哪来的？这就需要再做一些数据的挖掘工作。
最终发现，中国的城镇就业统计工作其实就是在不断把农民工纳入到统计之中。到现在也是，中国的城市就业统计是两条线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官方的，只统计有户籍人士的就业，这些人是有单位保障的，如果农民工都不列入职工名单的话，这个统计统计的就基本上是城镇居民。另有一个农民工检测调查，统计的是离开本乡镇半年及以上的人，这个数目目前大概有1.6亿到1.7亿人，这些人基本都进入到了各级城市，他们构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目前占到35%。过去这两个统计是完全分别的，现在慢慢有了重合交叉的部分，因为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人慢慢被企业接纳为职工。
回过头来看失业率。理论上失业有三种类型。一类叫周期性失业，和宏观经济波动相关。还有两类和宏观经济没有关系，一个叫摩擦性失业，是说劳动力市场还不足以让我有个想就业的念头明天走出去就能撞上。另一个叫结构性失业，是说求职者想去的企业需要的技能自己没有，需要有一个再学习的过程，或者等着产业结构变化。因此，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合起来是比较稳定的失业，叫做自然失业。
根据计算，中国近年来的自然失业率是4%到4.1%，跟登记失业率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合理的巧合。因为中国的城镇居民才有资格进行登记失业，这些人不承受周期失业。因为一旦宏观经济不好，企业有困难的时候，这些人被解雇了就会去登记，登记失业率就上升。这时，地方政府往往要求企业不要随便解雇工人，于是企业就会选择解雇没有劳动合同的，或者说解雇后不会登记的人，也就是农民工。
蔡昉表示，调查失业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就是差着一个周期性失业。如果按照总理的说法，中国目前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05%，那么中国的周期性失业还不到1个百分点，因此也就能够理解决策者不那么担心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了。
户籍改革的红利可以立竿见影
目前的就业总量没有问题，不要以就业为借口去要求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拉动经济、刺激经济。但另一方面，确实有必要去提高潜在增长率。通过教育和户籍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蔡昉认为，中国过去的长期经济增长，至少到2010年为止靠的是人口红利。但是当中国经济过了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了之后，资本报酬递减这一规律就会发生作用，于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就下降了，于是潜在增长率也下降了。
所谓潜在增长率，是由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包括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以及生产率的进步速度组成的，它是一个理论的增长率。通过测算，十二五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从过去接近10%降到平均只有7.6%，到十三五期间，没有其它变化还会降到6.2%。这个时候，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没有过剩的状态，没有利用不足的状态，因此就没有明显的失业现象。也就是通常说的劳动力市场的新常态导致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因此这个时候就业总量没有问题，不要以就业为借口去要求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拉动经济、刺激经济。结构性的问题有，但是它不能用宏观总量的政策去解决。
蔡昉说，按照中国人口的变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越来越少，它的含义是中国未来潜在增长率是逐步降下去的，一直降到2%、3%都有可能，其实现在的发达国家能够实现3%就很了不起了。因为越是发达的状态，每一步经济增长都越必须靠技术进步靠生产率的提高，没有人口红利，没有后发优势。但另一方面，虽然不要去刺激经济，让经济实际增长速度超越潜在增长率，但是确实有必要去改变提高潜在增长率。通过改革，按照新的潜在增长率实现更好的增长。
中国现在面临一些制度障碍，克服这些障碍可以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
一个是应该认识到，劳动力要有教育素质。现在多数的年轻农民工基本上适应中国目前产业结构中劳动密集型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岗位需要，所以这极受农民工欢迎，跟自己孩子说不要上学了赶紧就业，九年义务教育完了就足够了，甚至很多人从初中就辍学。其实他们应该看到，中国的产业结构会在未来发生非常快的变化，第二产业会变成资本密集型，第三产业会变成技术密集型，都会要求更高的人力资本，更高的受教育年限。
求职者现在大规模集中在建筑等行业里，那些行业现在正面临着产能过剩和泡沫，将来一垮就会面临周期性失业。按照欧洲的经验，周期性失业接下来很可能转变成结构性失业。西班牙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经历了建筑行业的大幅度增长，年轻人都不读书了，工资还在上涨。结果金融危机来了，产业结构不行了，尽管还有新的工作，但是很多人受教育程度不够干不了，结果西班牙现在有50%的青年失业率。所以尽管现在是农民工的黄金时期，但是应该居安思危。当然让他们自己想并不现实，中国政府的政策要替他们想。
还有一个现象是：工资上涨是件好事，能够改善收入分配，但是过快的上涨也意味着有过多的企业会垮掉。
既让农民工愿意出来就业，又不会过重的加大企业负担的替代办法也有，就是改革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改革首推户籍制度改革，它的改革红利立竿见影。
从供给方因素提高潜在增长率的角度看，户籍制度改革能够稳定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这样就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从而让劳动力供给增加。同时，进一步把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业，还会因资源重新配置提高效率。从需求方面看，让农民工充分就业会改善收入分配。他们有了户口、有了充分的社会保障就不要每年回家了，没有后顾之忧以后会像城市居民一样消费，因此会让需求结构更加平衡，宏观经济更加稳定。
蔡昉说，他的团队还进行了一次模拟，假设单独二孩政策可以使中国的生育率从1.4%提高到1.6%，其它条件不变，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会逐年下降。如果在模型里加进去一个合理的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这是通过农民工市民化能够做到的，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可以做到，再加上一个教育和培训的合理增量，那么潜在增长率的走势会比不进行改革好很多。特别是生育的政策调整，在短期内没有什么正面的影响，负面影响也不大，但是在20年以后会对潜在增长率产生一个向上的拉力。
蔡昉说，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还可以通过改革取得发展，但是他们一般会认为改革总要牺牲经济增长速度，改革和增长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甚至改革是反增长的。但是，以户籍制度为例可以发现，有些改革的效果可以是立竿见影的，改革和增长可以是正向的关系。所以更重要的是能够选择一个恰当的改革方式推进中国的改革。
以前中国的改革属于帕累托改进，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但是不伤害任何其他群体，所以没有人反对。现在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虽然改革总的收益巨大，但是需要顶层设计者根据改革的预期收益重新分担成本，分享收益，这样才能让各方都有积极性，改革才能及时的推进。
问与答
问：最近有消息称教育部正在计划高校改革，将600多所高校的本科转为专科，这是否是应对大学生结构性失业的一种解决方案呢？
蔡昉：很显然，它的目的是应对大学生就业难，是从结构的角度来探索。但是我个人觉得，对这个事其实可以更加谨慎一些，可以尝试，但是要不要一下做那么大的动作，值得商榷。职业教育的学生就业率要高得多，但是并不说明他们得到了更好的技能并适应了劳动力市场，只不过是通过降低他的预期达到了高就业率，我觉得并不可取。
看看德国等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们历史上都是靠职业教育立国。但是欧洲有相当多的国家，它的制造业是从几个世纪前就存在的，是缓慢地往前进步，所以技能稳定性强，不会教你瞬间就过时的技能。而我们中国正好处在产业结构迅速变化的阶段，这个变化速度是难以预料的。换句话说，如果我办不好一所大学的话，谁能预期我能办好一所职业学校呢？当你不知道的时候怎么才好呢，教他一些更加通识的技能，以及一些软技能，比如学好英语、学好电脑，学好帮助你未来学习技能的一些基础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可能普通的大学比技校的风险要小。
除此之外，大家记得科学家钱学森曾经提出一个质问，为什么大学不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中国未来的创新能力需要技能工人，也需要通识的人才、创新的人才。
日本成功实现过教育赶超，初级教育、次级教育、中等教育赶超美国。但是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日本遇到大学生就业难，工资下降，教育质量下降等等问题，和我们今天一样。它的教育部也遭到批评，最后他们顺从民意放慢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高等教育上的差距和美国拉大。这样它到了每个GDP的百分点都得靠创新的阶段，却不具备这个能力。我觉得日本的教训足够我们吸收。我们的确要发展职业教育，把它搞平衡了，不同的教育阶段，不同的教育模式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但不要矫枉过正，矫枉过正是存在风险的。
问：“十三五”的预测有没有考虑改革红利，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已经出来了？
蔡昉：我们测算潜在增长率的时候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说假设没有变化，我们有一个数值是比较肯定的，未来劳动力的供给是在减少。未来资本的投资的速度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不知道，做一个假设，一定会下降，但是我们保守一点说略有下降，从过去的16%调成13%，非常合理，因为我们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资本回报率下降趋势，人们会减少投资。实际上，我们可以预料到未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要下降，因为后发优势少了，资源重新配置空间下降了。但是我们仍然假设趋势不变，这个够保守的，我们按这个预测是下降的趋势。下一步是把不同的改革达到的效果加进去模拟，包括有改革红利的情景。
我们现在户籍制度的改革方案，把特大城市拿出来了。如果说特大城市，比如说1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或者说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你都限制暂时不进行改革，那我们的改革就没有多大的意义。很多人说这次是以中小城镇为主，其实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2001年政府已经推了。是国务院专发公安部的一个通知。为什么那么大的政策没有人记得？因为没有什么效果，没有人到小城镇去，没有就业岗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共服务。人们真正看到的有发展机会的有就业岗位的，预期能够得到更好基本公共服务的是大城市，所以我想特别重要的城市可以另当别论，但这个例外不要包括的太多。
蔡昉简介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全球变化人文因素国际项目中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等。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等领域。著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穷人的经济学》、《中国流动人口问题》和《科学发展观与增长可持续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