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照片　资料照片

　　2014年11月1-2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合作召开了以“走向新常态的新兴经济体”为主题的2014’新兴经济体经济政策论坛。来自中央相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27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德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土耳其、新加坡、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专家学者400余人参加了论坛。与会专家就走向经济新常态的转型与改革进行了深入讨论。　

　　走向经济新常态关键在深化改革

　　与会专家对经济新常态的内涵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普遍认为，走向经济新常态关键依靠改革和结构调整。
　　1.关于经济新常态的理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认为，所谓新常态，一是过去粗放增长模式下所积累的结构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要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二是新的增长动力和增长模式基本确立。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所谓经济新常态，不仅仅指短期，更重要的是反映长期：从短期看是个速度问题，从长期看是个结构问题、发展方式问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认为，国际经验表明,新常态是未来一个新阶段的一般性的特征，经济高速增长以后，减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高速增长的永远结束；从增长速度看，由于中国经济具有工业和出口比重高的特征，经济将会出现减速，但不会出现大幅度下降；从内部看，中国是一个双重“二元结构”，这两点决定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折叠式下降。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认为，新常态经济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静止不变，它既不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但也不允许经济大幅度的下调，而是经济的全方位转型升级：一是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二是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三是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四是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
　　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于吉认为，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式增长转向创新和消费驱动增长，经济结构从失衡转向优化再平衡，调控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预调微刺激。
　　甘肃省委改革办副主任、省政协经济委副主任孙晓文认为，“新常态”意味着发展现状的新变化、创新需求和正在出现的新目标，也伴随着应对成长变化的烦恼、期待和必须的积极态度。
　　2.经济新常态应建立在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上。迟福林指出，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新形势，要把注意力放在深化改革上，使经济新常态建立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坚实基础上。
　　宋立认为，走向经济新常态关键是改革。如果改革不到位，中国未来7%-8%的增长也很难实现；当改革与调结构取得一定的效果之后，中国经济仍可能会继续上升。
　　张占斌认为，新常态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需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形成经济新常态，重点推进结构性改革。一是要推进需求结构改革，尤其要积极寻求新的消费热点和增长点；二是推进城乡结构改革，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三是推进区域结构改革，稳住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规模，避免经济出现“失速”；四是推进产业结构改革，构建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机制；五是推动收入分配结构改革，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3.走向经济新常态需要打破传统思维定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打破思维定式：一是打破农民工市民化会加大城市公共服务负担的思维定式；二是打破如果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将会冲击农户在农村的经济主体地位和18亿亩耕地红线的思维定式；三是要打破一谈发展就上工业项目的思维；四是要打破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机构，必然会加大金融风险的思维定式；五是要打破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垄断性行业必然会带来无序竞争的思维定式。
　　4.把中国经济新常态置于全球治理结构变革中。宋立认为，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既是国内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所致，也是世界经济大背景所致。湖北省委副秘书长赵凌云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世界经济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增速换挡有国际需求下降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也是世界第三次产业转移的一部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对中国来说，战略对策不是自搞一套，而是考虑在原有的基础机制上建立走向中国新常态的全球平衡机制。比如，把尽快同各大经济体签FTA上升为国家战略，应该把重点转向国际能源产区，应同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尽快签订FTA。

　　加快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新常态

　　与会专家认为，建立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意义上的新常态才更可靠，中国经济转型重在实现由工业主导走向服务业主导，形成服务业主导的新常态。
　　1.从工业大国走向服务业大国牵动经济社会转型全局。迟福林指出，到2020年，中国实现由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的转型，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全面转型升级。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形成过程，还伴随着经济结构新常态、利益结构新常态、制度创新新常态的形成；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还涉及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实现这一转型，既可以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形成7%左右的经济增长新常态，又能够为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创造有利条件。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中改院学术委员常修泽认为，中国结构转型必须以人为导向，建立“人本型”的供给结构，重在发展与人直接相关的服务业。
　　2.消费规模的扩大将为服务业较快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迟福林认为，消费的本质需求是服务。中国进入消费新时代，现代服务需求逐步高于传统物质需求，已成为消费需求释放与升级的大趋势。一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服务消费比重明显提升；二是消费规模的扩大将为服务业较快发展提供市场空间。2020年服务业规模有望实现倍增。
　　张占斌指出，城镇化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重大的历史机遇：一是城镇化意味着大量农民变市民，为整个服务业提供了巨大的需求空间；二是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以工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三是城镇化建设由单纯的发展经济到提供服务的转变，也为服务业提供了制度上、政治上的支持。
　　宋立认为，中国城镇化重心正从以劳动力城镇化为主向以消费者城镇化为主转变，由此带来的居民消费率提升、城乡区域协调性增强，必然要求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和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的跟进。
　　3.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与制度创新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迟福林指出，服务业供给瓶颈问题突出，根源在于服务业市场开放的严重滞后。当前，服务业行政垄断的特点仍然突出，市场开放程度较低，不适应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为此，应重点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垄断；尽快使社会资本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主体力量；把提高服务贸易比重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
　　张占斌指出，中国可以在低碳、节能、环保、智慧、生态等方面展开广泛的国际合作,　不断降低合作的门槛,　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建设更加开放型的经济，进一步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打造“中国效益”。

　　走向经济新常态的财税体制改革

　　与会专家认为，推进税收法定化进程，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是走向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基础。
　　1.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魏建国认为，走向经济新常态，财税体制改革一定要加快，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做大做强中产阶层，使中产阶层成为消费的主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认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部门利益能否突破的挑战。例如，目前财政的库银资金沉淀了3万亿元，重新分配利用好这些资金，牵扯到一系列部门利益的突破以及中央地方关系调整；二是公共投资供给体制改革以及地方政府债务如何解决的挑战；三是营改增的挑战，这实质上是地方政府主体税种的问题。营改增后，地方政府和地方税务机构把大量的业务转入国税局，地方在征管上出现了大量的空白，这些问题对下一步的营改增向房地产行业、建筑行业、金融行业推进，构成很大的挑战。
　　2.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倪红日指出，现代财政制度包括现代税收制度、现代预算制度以及现代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简单的理论概括就是60%的国际通行做法加上40%的中国国情。但中国需要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训，超越东西方传统理论，进行制度创新，这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用治理变革促进转型发展，中央必须向地方放权，改革转移支付制度，使地方财力和事权相匹配。
　　3.加快推进税收法定化进程。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认为，税收法定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基础和核心问题，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是从税收法定开始，无论是征收、管税、交税都要依法进行，不能任意而为之。在落实税收法定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到人民主权上，充分体现人民的意愿，具体来说就是由立法机关说了算。例如，房产税到底征不征，怎么征，最终由立法机关说了算。
　　倪红日指出，这一轮财税制度改革路径的重要特点是立法先行，同时要进行一些试点。比如说在预算法修订案通过了以后，开始制定地方政府进行发债的试点，进一步贯彻修订的立法内容。预算制度改革要贯彻完整性、民主性、透明性，这都是借鉴国际的通行做法。

　　走向经济新常态的金融体制变革

　　与会专家认为，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开放型金融体系，是走向经济新常态的迫切要求。
　　1.经济新常态下金融改革日益迫切。魏建国认为，金融体制改革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目前，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仍然比较滞后。上海自贸区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最大突破口，它不单单是一个改革试验区，不能局限于其本身，而要超越短期利益和地区利益，站在全球宏观大视野下思考其发展定位和战略任务。如果中国在金融领域的改革再落后的话，可能会比TTIP还要落后。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要通过深化金融改革，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支持金融体系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认为，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环境下，中国金融体系面临一定系统性风险，亟需加速推动存量金融资产证券化和建立开放的金融体系来化解风险，为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新动力。一是推动宽度改革，核心是证券化，扩大融资的渠道，让投资者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二是推动市场化，重点在利率市场化；三是推动国际化，重点在人民币国际化。
　　2.金融改革的核心是调整金融资产结构。吴晓求认为，为了维持庞大经济体的持续增长，金融体系必须具备两个功能。一是必须要有良好的配置全球资源功能；二是必须要在全球有分散风险的能力。因此，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是调整金融资产结构，降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首先是推动存量金融资产的证券化，包括债权市场、股票市场，使现在银行信贷资产的风险有提前释放的机制。
　　3.构建开放型的金融体系。吴晓求认为，中国未来的开放金融体系，有60%应当是美国金融体系的特质，有15%是德国金融体系的特点，还有25%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特点。开放金融体系的前提是人民币国际化。
　　曹文炼认为，加强中国金融业国际合作，一是要保持合理的信贷货币增长；二是加快“走出去”，实现多层次的货币特色，加快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等政策协调；四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治理的改革。他认为，无论是金砖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还是中国，必须主动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和国际金融改革。对于中国金融体系，他认为60%应有中国自己的特色，20%为美国特色，20%为欧洲特色。
　　朗哈默尔认为，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今后中国的储蓄者是为了某种目的储蓄，或是为投资，或是为消费，而不是把钱存在银行里。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国际贸易与一体化部主任罗萨莱斯认为，服务业的开放，要明确区分金融服务和非金融服务。对中国而言，服务业市场开放、资本市场开放、利率开放是中长期的目标。中国的金融服务业应该是逐渐的开放，这样即使出现偏差，也不会妨碍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会给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危机。

　　走向经济新常态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与会专家认为，以缩小财产性收入差距为重点，重构收入分配政策，形成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新常态。
　　1.结构失衡与收入分配状况直接相关。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之所以出现消费率不断下降，储蓄率不断提高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分配出了问题。一方面，近20年来，在GDP中居民收入的占比明显下降，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上升。另一方面，在居民收入中，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收入差距的扩大会直接影响储蓄率和消费率。
　　朗哈默尔认为，收入分配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国际性问题，在中国、德国以及在其他国家在经历高增长之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如果今后中国的经济放缓，收入分配的问题将不会那么突出。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有一点财富差距是有必要的，因为富人对于投资要承担风险。
　　2.以服务业快速发展带动中产阶层规模的不断扩大。迟福林认为，未来6年，随着服务业主导地位的确立，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有望达到50%以上，到2020年服务业就业的人口将不少于4亿，由此将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并形成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优化的新常态。
　　3.重在缩小财产性收入差距。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实认为，收入差距推动着财产差距扩大，财产的差距反过来又作用于收入差距。过去10年中，中国处于一个财产不断积累和急剧增加的过程，也是一个财产差距急剧扩大的过程，全国的基尼系数从0.54扩大到0.73。这其中，房价上涨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财产差距的扩大。中国财产差距在全球110个国家财产差距排名中靠前。
　　4.重构收入分配政策。李实认为，当前中国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与很多国家相比是非常微弱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10%左右，而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大概是40%。为此，在初次分配领域，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要素市场环境和机制，破除市场垄断和价格扭曲，消除市场分割和身份歧视，增加公平机会和公平竞争；在收入再分配领域，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增加直接税的比重，特别需要征收财产税、房产税和遗产税；增加社会福利项目，实现社会保障的全覆盖，缩小保障水平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