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也是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的攻坚之年，同时又是研究和制定“十三五”规划的起步之年，站在这样一个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时间节点上，探讨诸如怎样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如何在新常态背景下谋划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等问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16日在京主办了以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之路为主题的“2014中国经济发展年会”。在会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就以上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
“十三五”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降到6.2%
蔡昉表示，中国经济增速有十几个季度连续低于过去35年平均水平，虽然这不是新常态，但至少是一个常态的变化。他认为，虽然中国经济平均潜在增长率逐年下降，但是可以通过改革创造新的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
经济学家们对于未来10年乃至2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是什么样纷纷进行预测。有的经济学家比较乐观地认为，中国经济还有十年、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也有经济学家非常悲观，按照他们的预测，中国经济很快就会回到了3%左右的增长速度。
蔡昉用事实指出了这些观点和方法存在的漏洞，他提出可以按照潜在增长率法测算中国经济未来走势。“也就是中国经济有什么样的潜在能力实现什么样的增长。潜在增长能力是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包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程度、资本积累的程度、土地供应的程度、环境能够容忍程度，以及生产率的提高潜力。”
他认为，按照这种方法，影响经济发展的第一大要素是人口结构问题，也就是人口红利。在2010年之前，中国人口的变化呈现的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增长速度快于其他群体，“过去人们认为这是就业压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保证了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劳动力充分的供给为实现更高的储蓄率，投入更多的资本创造了条件，因此潜在增长率是很快的。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1995年到2010年这15年间是10.3%，和实际增长速度差不多。”
但是，2010年之后，中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到达了峰值、最高点，在这个峰值之后的2011年、2012年、2013年以及从今以后，劳动年龄人口是绝对的减少，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了。企业最切身的体会就是招工难、民工荒。“人口红利消失，导致了劳动力供给不那么充分了。这个时候企业虽然可以用机器人去替代劳动力，但是成本非常高，没有足够能力的企业就会遇到报酬低减现象。同时，生产率的进步也就减慢了，我们测算‘十二五’时期平均潜在增长率是7.6%，2012年、2013年的经济增长数据印证了这个测算是基本准确的。”
未来中国经济增速是不是可以稳定在7.6%呢？蔡昉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说：“我们预测，到‘十三五’时期，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进一步降到6.2%，这个预测充分考虑了中国的发展阶段，以及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一特殊的国情。”蔡昉进一步指出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是供给方因素造成的。“我们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已经很自然的减弱了，如果仍然以为是需求方的问题，继续采取刺激需求的老办法是没有意义的。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经济增长能力下降，他们一直以为是需求方的因素，因此，努力地从需求方去刺激，结果没有产生任何效果。那日本过去20年是失去的20年。安倍政府如果继续采取这种办法，日本会失去第三个十年。”
蔡昉指出，虽然潜在增长率是不能被超越的，不应该用刺激需求的方法去超越目前的潜在增长率，但是也不是无能为力，可以采取措施提高潜在增长能力，增加劳动力供给，增加资本积累，“这个办法现在已经有了，那就是通过改革来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也就是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依靠改革红利。”
蔡昉举例说明，改革是如何实实在在带来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根据统计，今天中国的城镇化率是53%，这里面包括了农民工。但是，要知道，这些农民工是没有户籍的，真正具有城市户口的人的比重只占全国人口的36%。36%到53%之间这十几个百分点的差距就是那些进了城打工居住下来但是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
有人认为，农民工既然已经在城里工作了，改革户籍制度和不改有什么差别吗？蔡昉认为，差别还是存在的。“因为他们没有城镇户口，就不会预期长期在城市待下去，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养老、没有子女义务教育的充分保障，就不能预期长期在城市稳定的工作，因此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是不充分的。有的学者做了测算，大概农民工在城市平均滞留的年限只有9年，那从十几岁的农民工开始到60岁退休这是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在城镇只有9年，就是因为户籍制度问题制约了劳动力的供给，使得我们劳动力短缺。”
蔡昉强调，户籍制度改革应围绕着以农民工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来展开，这样可以直接带来改革效应，叫作一石三鸟，立竿见影。第一，让农民工在城市更稳定得到了社会的保障，可以保证一个更充分的劳动力供给，直接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第二，继续保持农民工从农业生产率低的部门向城镇生产率高的部门的转型，这是生产率提高的源泉。第三，是和需求方有关系，因为农民工就业更充分了，社会保障更充分了，收入分配就会得到改善，而他们的消费是一个巨大的需求来源，因此可以提高需求因素中的消费因素，使宏观经济更加稳定。“因此，面对新常态我们要做的一件事，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从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
未来经济增速合理水平是6%到7%
侯云春表示，中国经济正处在进入新常态之前转型换态的关键转折期，经济形势既有明朗之处也有不明朗的地方。明朗之处在于人们都接受了中国经济下行的判断，而不明朗的地方是经济下行将持续多长时间、下行到什么地方，还看不清楚。“根据我的研究，这个转折期至少需要两三年时间。就像从高速路转入普通路一样，不是一下子就能转过来，需要有一个过程、一些条件。”
他认为，在这个转型换态过程中，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搞好五个“能不能”。
第一个是经济增速能不能稳住？需要注意两方面问题。首先，一看速度慢了就坐不住了，想再来一次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把经济再重新拉到高增长轨道上去。“这个本事我们有，但是带来的问题更多。”同时，也要防止经济失血，一路下行，掉到很低。“过去几年实践证明，经济减速的时候，企业利润、财政收入下降的幅度更大。我感觉，中国经济日子难过还不止明年、后年。所以，一方面要紧一紧裤腰带，准备过几年苦日子，同时我们要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该刺激的时候要适当刺激，使经济能够稳定在比较合理水平上。这个比较合理水平到底是多少？我看6%到7%应该是可以的。”
第二个是能不能管控好风险。现在经济生活当中有很多风险，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等等。这些矛盾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被掩盖了，某种程度上可能被消化了，但是经济增速减缓的时候，这些矛盾就可能暴露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采取各种措施，防止、管控好风险，防止风险由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风险演变为系统性的、全局性的风险，不要出大问题。
第三个是结构能不能调整，这是关键。这种调整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把资源要素由效率低的领域、部门、行业和企业转到效率比较高的行业里面，这样就能使一部分落后的产能被淘汰，一部分失去竞争优势的被破产、兼并、重组。当前中国的企业存在着优势企业长不大做不强、劣势企业死不了无法被淘汰的问题，所以要创造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使企业能够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成功地进行优胜劣汰。
第四个是就业能不能增加？就业这几年没有大问题，但是没有大问题不等于没有问题。近几年，我们担心经济危机期间出现的那种大量的农民工回乡、工人下岗的情况没有出现，这得益于很多方面。一个是我国劳动力的结构总量，供给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供需基本平衡和结构性短缺并存。服务业这几年的发展速度快于第二产业的制造业，而且从去年开始服务业的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的比重，在同样数量的GDP的情况下，服务业可以比第二产业多增加30%左右的就业。但是，也并不是说我们的就业没有问题。当前，依然存在隐性失业问题和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如果说过去在经济高速发展下的大家加班加点，不尊重劳动法，这个节假日不让休息，那趁我们结构调整的时候，认真的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是应该的。当前也确实有一些企业开工不足，企业劳动工时得不到保证，这个既需要经济增长速度，也需要在经济结构的调整当中注意发展那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
第五个是动力机制能不能转换，这是最根本的。这种转换归根到底还是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真正的转变体制机制。也就是按照中央、国务院领导反复强调的那样，要搞好三个清单。第一个是对政府的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违，职权法定，政府做什么都要有法律规章，闲不住的手不能到处干预。第二个是负面清单，这是对企业、公民、市场说的，法无禁止皆可为，要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第三个是责任清单，政府法定责任必须维护。
侯云春认为，只有这五个“能不能”解决好了，才能说中国经济成功进入了新常态。“只要实现了低投入、中速度、高质量、好效益和优良环境生态这样一个发展状态，经济不管是增长5%、6%还是7%，都是一个质量和效益比较高的状况。”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
财税体制改革是检验改革成效的试金石
高培勇指出，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变了，起码从过去两年的进展状况来讲，各种经济指标都变得不大熟悉了。由于形势变了，不管是学界还是管理层，对于形势的判断也发生了变化，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用“新常态”这样一个新字眼来表达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
“由于形势变了，对形势的判断变了，决策层和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也在调整当中，新一届政府处理经济问题的一些原则、理念，实际上也都在变。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事实上也在极大的调整当中”，具体说到2015年，高培勇认为，尽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下月才召开，但是从目前社会各界围绕明年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布局所达成的共识，这个基调名义上是相同的。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肯定是积极稳健配，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加稳健的货币政策。
不过，高培勇强调，从细节来看，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宏观经济目标呈现多元化的趋势。2008年以来，我们曾经使用过单一的目标，比如2008年到2009年甚至到2010年，那时候唯一的目标就是保增长，保增长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宏观经济布局可以动用全部的资源去打歼灭战，“而走到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太多了，因此宏观经济的政策的目标不可能是单一的”。
高培勇认为，当前中国政府所面对的宏观经济目标起码有七项，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调结构、稳物价、惠民生、促改革。这七项指标意味着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资源必须分别配置到七个阵地上去，既要保增长，又要稳就业、又要稳物价、防风险、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因此当面对一个既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资源而不得不在七个阵地上同时去作战的时候，我们资源的配置格局就分散了，所以这是新常态条件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格局的一个突出变化，也可以叫做宏观经济工作思路的新常态。
高培勇说，在这七个宏观经济目标当中，前六个指标和目标相对比较熟悉，大致有一个底数，“但是如果说这其中还有什么变数比较大的因素，我们不大熟悉、不大可以掌控的话，就是最重要的一项——促改革。中国的改革进程怎样能走到这种地步，特别是在突破利益格局的方面能走多远，心中的底数相对来讲是不多的，需要细致的跟踪、观察。”
高培勇认为，促改革之所以会变得不像以往那样有太多的把握和掌控，是因为当今中国的改革和以往的改革是不同的。“以往的改革基本上或者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而当今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既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生态文明改革甚至包括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换言之，所有领域改革的联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最重要的突出特点。这使得改革变的更加复杂，以至于我们必须投入专门的精力去观察。”
高培勇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和以往相比最突出的，也是最重要的变化有两条。
其一，全面深化改革把“国家治理”这个概念由学术语言转变为官方语言，并且以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来统领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二，把财税体制当作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加以定位，并且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当中的基础性作用和支撑性作用来定义了。
“因此，要观察全面深化改革从何处入手，我的判断是从财税体制改革入手，关注财税体制改革。由财税体制改革来观察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如果要试水温的话，先摸一摸财税体制改革的水温是怎样的，由此去推断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高培勇进一步强调，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演，事实上从去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文件正式发表到今年的11月16日，一年时间过去了，在这一年时间当中人们看到的作为系统方案正式推出的改革，只有一项，就是财税改革，也就是6月30号讨论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除了这个总体方案之外，其他方面的改革大都是局部性的、重点性的，而不是全面部署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财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交汇点，不管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还是生态文明改革，包括党的制度的改革，交汇点最终都落在财税体制上。
简单地分析其他领域的改革会发现，它们的关系基本上是平行的，只有财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是交叉的。比如说，在政府层面上，任何政府职能履行、任何部门的运转都要与财政支出资金的到位挂钩，启动全面深化改革这样一个颇为庞大、复杂的大系统，自然要由财税体制改革的启动入手。
高培勇最后强调，这次全面深化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搭建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大厦，也是新常态条件下的新任务。这个大厦就好像是一座大楼，从哪儿开始，只能从打基础建支柱开始。那自然这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役要从财税体制改革开始。从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来看，他的时间表是排在其他改革之前的。2015年之前要在预算改革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在2016年之前要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全部实现。“按照这样的部署，完全可以财税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和主线索来带动全面深化改革，并以此观察当今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格局，以及中国的改革大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