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发现，曹鉴燎案并非个案，近年来，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益的巨大诱惑，导致大大小小的贪腐案件层出不穷。去年，广州市白云区81名干部涉嫌违纪违法被调查，其中近一半涉及“地产腐败”。专家认为，为防止“地产腐败”，城市规划、土地出让等方面相关制度亟待完善。
　　为什么旧城改造、土地开发成为官员腐败的高发地带？中山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认为，最主要是利益问题。近几年，大城市土地存量紧张，旧城改造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随着地价的升值，也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诱惑。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中，政府官员不断介入，采取利益捆绑的模式，把自己关系好的开发商和项目“拉郎配”，实际上人为制造了寻租空间。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张浩表示，过去十年间城市化大发展过程中大拆大建，很多腐败问题爆发了，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制度建设还比较滞后。像城市化建设中很多具体项目的招投标都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新鲜事物，在怎么规范这些招投标层面上，制度比较缺乏、滞后。
　　那么，曹鉴燎能够大发“土地财”具体是钻了哪些制度空子？袁奇峰表示，科学、民主是规划的“两只手”，但是如今的规划已经变了味道。以往，更改规划要经过城市规划委员会常设委员会议，由于很多项目到专家那里通不过，就被撤掉了。现在的委员会由市领导担任主持人，国土、住建、规划等部门参与其中。专家大多“听话”，很少出现否决方案，导致决策失去了监督制衡。
　　“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制度和规范，相对于制度滞后的问题，很多制度设计不科学，像涉及反腐这块，有党政领导干部廉洁从业的若干规定、52条不准等等。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制度却制止不了腐败？因为制度设计太宽泛太笼统了，没办法执行。比如什么叫干预什么叫插手，有什么界限？有人去干预去插手了，比如打招呼了，怎么去监督？发现这种情况，谁来进行处理？可能实体性制度较多，但程序性的配套制度比较缺乏。”张浩称。
　　在张浩看来，要解决制度滞后、笼统、宽泛带来的问题，首先必须跟随时代发展、形势变化，及时推进制度建设。因为时代在变化，制度也必须与时俱进。其次，在设计制度的时候，要加强制度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形成一种系统性的制度体系，使制度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第三，要进一步加强制度的执行。制度不执行有时候比没有制度更加糟糕。尤其是对于“一把手”的执行非常关键。
　　袁奇峰认为，在制度建设上要抓住“牛鼻子”，要解决利益问题。“三旧”改造就是因为涉及的利益方较多，极易引发社会矛盾。政府、开发商、村集体或厂方必须厘清关系，政府部门要加快转变职能，退出利益纷争，让开发商与村集体通过市场开展合作，并建立公开、透明的土地出让程序。
　　袁奇峰表示，不能谁官大谁说了算，在规划过程中要充分论证，让专家的意见真正得到体现。防止规划决策的“家长制”，避免某些领导干部肆无忌惮地照顾开发商的利益。
　　此外，张浩还建议，除完善相关制度外，也要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自律和他律相结合，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领导干部的廉洁。另外，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也要靠监督去推动，包括群众、纪委、新闻媒体的监督。现在网络媒体非常发达，也会把反腐倡廉工作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