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珠海时，听说老家好多人靠通讯信息诈骗买了车、盖了房，很羡慕，于是就干上了这个。”今年年初刚刚结婚十多天就因通讯信息诈骗犯罪被抓获的刘奇志现在悔不当初。他说：“人间没有‘后悔药’可买，只盼望早些出去，跑跑运输，过本分日子。”
在广东、湖南、内蒙古等地看守所，《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十余位通讯信息诈骗犯罪嫌疑人。在他们为赚“快钱”铤而走险的背后，记者发现，经过数年发展，不少地方的电信诈骗手法已经形成品牌，如福建安溪的“冒充公检法”、湖南双峰的“PS诈骗”以及广东电白的“猜猜我是谁”等。一些诈骗团伙甚至集合在同一条诈骗产业链条中，呈现集团化、专业化操作模式。其严密的组织分工体系开始向境外延伸,形成境内外关联勾结的跨国犯罪链条。
用工“需求大”诈骗团伙出现“缺工”现象
记者在广东、湖南、内蒙古等地看守所采访十余位通讯信息诈骗犯罪嫌疑人。这些犯罪嫌疑人大多为年轻人，他们中有的是因涉世不深，被高额收益诱惑而犯罪；有的则是为赚“快钱”铤而走险。
《经济参考报》记者来到内蒙古包头市昆都仑区看守所，见到了因实施QQ诈骗而被包头警方抓获的年仅19岁的连长飞。连长飞说，由于父母离异，自己变得消极、自暴自弃，没读完初中就辍学去广东打工，但每月赚一两千元只能勉强度日。他说，那时就琢磨多赚钱，像老板一样抽好烟、有美女陪。
去年5月，回到广西宾阳老家的连长飞发现，姑姑家的表哥每天忙着聊QQ、打电话，一问才知道，他是在做当地很多人都在从事的QQ诈骗行当。
“赚钱多、不辛苦”，连长飞被表哥说得动心就入了行。他很快学会了QQ诈骗方法。他说，一台装有盗号软件的电脑、几份诈骗剧本，再下载各大银行网上银行客户端就可以开工了，而这些东西在当地可以轻易买到。
截至去年8月，连长飞共成功实施QQ诈骗两起，第一起骗得包头某市民10万元，他获利3．9万元；第二起骗得上海某市民20万元，但还没来得及分赃就被破门而入的包头警方抓获。
在电白区看守所，记者见到了一对22岁的双胞胎兄弟徐先、徐进。兄弟二人家住电白区水东镇，初中未毕业就去东莞打工。打工期间，兄弟二人每人每月有两三千元收入，觉得挺知足。但后来徐进在一次朋友聚会中认识了一个叫谢强的老乡，正是这个老乡把他引上了犯罪道路。谢强告诉徐进，他有“快速致富”的方法，只要把卡上的钱取出来，一次就能赚个万儿八千的，而且没啥风险。
徐进说，当时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生怕错过这个赚钱的好机会。随后，谢强给了他400多张银行卡，要求他一旦有钱到账，就要在半小时内全部取出，否则要赔偿损失。
徐进取的第一笔钱共10万，轻轻松松就赚到了5000元的“提成”。为了“赚更多的钱”，他毫不犹豫地把弟弟徐先也“拉下了水”。
截至今年6月被警方抓获，兄弟俩共违法获利30多万元。被抓获后，徐进悔恨交加。他痛哭流涕地说，自己交友不慎，既害了自己，也连累了弟弟，觉得很对不起父母。
此外，很多犯罪集团打着“出国短期务工”的旗号，以高薪为诱饵招聘“马仔”在海外实施诈骗，“应聘者”中不乏大学生、白领等人群。由于“用工需求大”，一些诈骗团伙甚至出现“缺工”现象，对不愿被“拉下水”的“应聘”人员实施强制扣留。
2013年，我国公安部牵头在马来西亚打掉一个通讯信息诈骗窝点，抓获了部分“话务组”犯罪嫌疑人。其中，湖北女孩范丹、福建女孩张秀等很多人都是在“应聘”后才发现是从事通讯信息诈骗活动，表达了想退出的意愿却被拒绝。组织者还雇佣打手严密看管他们，并威胁退出就要缴纳巨额“违约金”。
手法“品牌化”涉事地区已经“被标签化”
经过数年发展，国内电信诈骗呈现出很强的地域性特征，一些地方的犯罪手法已经形成品牌。比如福建安溪的“冒充公检法”、湖南双峰的“PS诈骗”以及广东电白的“猜猜我是谁”等。
双峰县公安局提供的材料显示，2013年以来，该县共破获PS图片敲诈等电信诈骗案件718起，打掉犯罪团伙23个，抓获相关逃犯82名，逮捕、直诉137人，缴获作案手机200多部、作案电脑100多台、银行卡1000余张，未寄出的PS敲诈信件1500余封，缴获赃款、赃物价值人民币500多万元。
电白区公安局提供的材料显示，该区以“猜猜我是谁”为主要特征的电信诈骗犯罪比较突出。2009年和2014年，电白先后被公安部、省综治委列为电信诈骗犯罪重点整治地区挂牌整治。2014年以来，全区共破获电信诈骗案件32宗，协助破获各地电信诈骗案件56宗，抓获嫌疑人155名，刑拘104人，逮捕23人，起诉21人。
福建安溪则是全国最早出现电信诈骗犯罪的地区之一，在诈骗活动最为猖狂的时期，全县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上百万条，设在该县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一度成为“全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当地不少村民在高额收益诱惑下铤而走险，诈骗犯罪呈现出家族化、规模化趋势。
从各地公安机关侦破的案件来看，双峰籍、电白籍、安溪籍的犯罪嫌疑人也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例。2014年5月，广东警方在“海燕2014”统一行动中抓获犯罪嫌疑人286名，其中相当一部分为电白籍。2012年8月，福建省长泰警方在漳州市一举端掉10个诈骗窝点，抓获42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均为安溪籍。
涉事区县的一些重点镇已经有“被标签化”的趋势。电白麻岗镇、双峰走马街镇以及安溪魁斗镇等地群众在外地经商、务工，都会被当地公安当做是重点防控对象。
运作“产业化”一起诈骗至少五个团伙
当前通讯信息诈骗犯罪分工日渐精细化，在拨打电话、发布短信、银行转账提款、搭建技术平台等环节，上下游不同团伙承担着不同角色，以租金、提成等作为连接纽带，团伙运作变成了体系运作。
“通讯信息诈骗犯罪呈现产业化发展、企业化运作的态势。”专门从事通讯信息诈骗犯罪打击工作的天津市公安局刑侦局四大队教导员相虹说。
早期的通讯信息诈骗只是在团伙内部分工，随着犯罪手段的不断变化，现已演化为相互合作又相互独立的产业链，通讯信息诈骗犯罪的危害不断加剧，防范和打击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具体来说，每一起通讯信息诈骗中，产业链上下游往往附着至少五个专业团伙：专司策划骗术、拨打电话的直接诈骗团伙；盗卖个人信息团伙；收集办理非实名电话卡、银行卡卖给诈骗分子的团伙；在互联网上搭建诈骗网络平台并与传统通讯网对接及提供任意改号、群呼服务和线路维护的技术支撑团伙；专门负责替若干个诈骗窝点转取赃款的洗钱团伙。
这些团伙集合在同一条诈骗产业链条中，呈现集团化、专业化操作模式，团伙内部有明确分工。茂名市电白区公安分局“305”专案组组长陈相强说，谢广强是这个诈骗团伙的首脑，他和妻子许玲、父亲谢培满、母亲陈文芳共同组成“老板组”，以高收益为名“招募”成员组建电话诈骗组、取款组、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组，分工协作、共同实施诈骗犯罪。
而出资组建团伙的主要头目则往往藏身境外，并在境外设立窝点，针对我国大陆居民实施诈骗。今年4月底，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王庆安等人受诈骗团伙雇佣，从网上购买600余张以他人身份开设的银行卡提供给诈骗团伙，待受害者将钱款汇入这些账户后又立即帮忙取现并抽取10%作为报酬。
在严密的组织分工产业链下，境内境外关联勾结，跨境跨国作案猖獗。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近年来，拨打诈骗电话窝点、网络诈骗平台窝点、地下钱庄窝点往往藏匿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境外诈骗团伙窝点由以往的东南亚地区开始扩展到非洲、美洲等地区。公安部牵头侦办的928专案中，利用互联网搭建改号平台的14名犯罪嫌疑人藏匿在山东、福建、广东、广西和台湾，131个诈骗话务窝点设在8个东南亚国家，转取款窝点则分布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台湾地区，在这起案件中，全国31个省区市的1800名群众共被骗2.2亿元。
近10年来，我国公安机关几乎没有摧毁一个完整的通讯信息诈骗犯罪跨国境团伙，所抓获的此类犯罪嫌疑人多数为处于犯罪链条末端的“取款人”，身在境外的犯罪组织策划者几乎无一人落网。“擒贼未擒王”，使通讯信息诈骗犯罪活动长期得不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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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就在电话那头，为什么抓不住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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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抓得到判不了，成本低风险小，诈骗分子“前仆后继” |
很多遭遇通讯信息诈骗的人很疑惑，“为什么他们这么猖狂，敢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骗？”“怎么就不能用高科技抓住这些犯罪分子？”
据各地一线民警介绍，很多受害群众在报案时情绪都很激动，一些在做笔录时还接到骗子电话的群众情绪更加激烈，有的受害者对民警大喊：“骗子就在电话那边，你们为什么抓不住他？”“骗子又来电话了，你们快制止他！”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广东电白、福建安溪、湖南双峰等地采访发现，打击通讯信息诈骗犯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在基层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导致相当一部分诈骗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司法打击在当地陷入了“无震慑”困境，使得诈骗分子愿意铤而走险。
由于茂名市电白区是通讯信息诈骗犯罪输出地，很多案件是由受害人所在地警方立案侦查，电白警方协查。异地公安是“以案查人”，电白公安是“以人查案”，很多案件都是在日常巡查中查获，导致搜集证据过程中对嫌疑人的口供依赖过大。“如果嫌疑人有反侦察能力，一张电话卡用几天就换，一张银行卡转一笔就扔，在审问中不供述，基本上警方是不可能知道他曾经打过多少诈骗电话、诈骗成功多少钱、谁是受害者，也难以串并案件。”电白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刘志远说。
“我明明知道一个嫌疑人有10多张银行卡，拥有几十万来历不明的资金，明明知道这个嫌疑人正在搞通讯信息诈骗，但是因为证据落实不到位，对其无法判决。”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孙立新举例说，“一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已经骗到手几十万元，但是最后的定罪项目就是妨害信用卡管理，只有几个月的刑期，对犯罪嫌疑人几乎没有震慑。公安机关在湖南娄底抓获一名在这类诈骗活动中负责取钱的女性犯罪嫌疑人，5张银行卡里面有10多万元，最后只能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而不能以诈骗罪追究其法律责任。”
当地公安人员办案苦于没有案源，异地公安人员前来办案有时却又“放虎归山”。异地公安人员以追回赃款为主要目的，只要嫌疑人退赃就可以办理取保候审。电白区麻岗镇委副书记崔显东不解地说：“一些人白天被外地公安带走，晚上就被放回来了，这不是‘放虎归山’吗？”茂名市公安局一名负责同志说：“所退赃款只是他们所有诈骗所得的一小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这些人员继续从事通讯信息诈骗活动。”
双峰县公安局副局长刘方明说，各地对通讯信息诈骗的打击处理力度不同，比如诈骗一万元，在双峰要判有期徒刑一年，在其他一些地区就会判缓刑。
电白区公安分局的一名负责同志告诉记者，现在抓到的人基本上定不了诈骗罪，大多数也就是判一年几个月，对他们来说，用这一两年的自由换上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收入，是完全“划得来”的。
“通讯信息诈骗的成本低，一个电话就可以去骗；风险小，当地警方抓到了没法判刑，外地警方抓到了退钱了事；回报高，当地一个电话骗上几千元甚至几万元的成功案例数不胜数。通常诈骗成功拿到几百万元，公安机关仅能掌握几十万元的证据。”安溪县长坑乡党委书记陈鲜明说。
根据电白区公安分局和法院提供的数据，2011年到2013年三年间，公安机关共抓获178名嫌疑人，刑拘178人，批捕84人，起诉58人，判决54人。由于缺乏有威慑力的判决，一些当地人用“前仆后继”来形容当地通讯信息诈骗的现状。
茂名市电白区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厅长陈国权形容当前打击通讯信息诈骗犯罪是“完全打不痛，只能打皮毛，而且打的很轻”。双峰县公安局副局长刘方明说，很多诈骗犯罪分子都是反复作案，被抓进去关一段时间，放出来以后，找不到谋生方法，于是重操旧业，继续干起了通讯信息诈骗。
为绕开当前相关司法解释的约束，使打击工作真正有效果，茂名市公安机关在今年520专项行动中创新打法。袁涛说，典型的“猜猜我是谁”通讯信息诈骗团伙链条一般具备5个基本环节：组织策划者、拨打电话者、取款者、提供银行卡人、提供公民信息人。把这几个环节串在一起打，打利益链条，团伙结构清晰明了，内部分工一目了然，赃款流向清楚，能够以诈骗团伙共犯从严处理。
“有共同的主观故意是共同犯罪的基本要件，不同环节的犯罪嫌疑人之间都是不认识的，公安机关认为只要各环节的头目互相认识，就能够认定下面马仔是主观故意。” 茂名市公安局副局长袁涛坦承：“这种打法对于茂名公安来说还是第一次，我们希望以团伙诈骗罪移送。但最后能否得到检察院、法院的支持，我们心里也没有底。”
福建安溪在司法实践中对通讯信息诈骗分子一律不适用缓刑，在符合程序法的前提下，均在法定刑期内“顶格处理”，但也有很多案件因证据不足无法判决。
安溪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文杰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针对通讯信息诈骗的特点和难点，对相关司法解释进行修改和细化，为公安机关侦查案件提供可以操作的法律依据，使司法解释“接地气”，让基层打击通讯信息诈骗犯罪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能依。（稿件中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