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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客》记者、作家何伟“回”中国了。10天时间里，他一天最多接受8场采访，奔波北京上海两地，以日均一场的频率参加公众活动，每一场人头攒动如“名利场”。
　　出生在美国的Peter　Hessler(彼得·海瑟勒)，在中国他是“何伟”，在埃及他是布尔特勒(阿拉伯发音)。身负三重身份，他称自己是个“好笨的外国记者”，随身的登山包里装着自己标记到第84号的开罗笔记本，不时俯身记下谈话中对方说到的句子。
　　何伟的《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被称为“中国三部曲”。自1996年到2009年，在中国的十多年间，他写小城市里的小生态，写中国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纠缠。他笔下是古文字的逝去、古四合院的拆迁、一个新疆人逃离的过程，是驾车对长城沿线的拜访，一个小村落数年之间为商业化所侵袭的微澜，浙江丽水这个新兴小工业城市人与社会的小进化。
　　日前，在北京希格玛大厦一个小剧场里，何伟与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刘瑜围绕“异国的观察者和写作者”对谈。同样有着异国观察写作经验的两人讲述了作为“陌生人”在场的经历和写作体会。

　　小城市里听见历史的回响

　　何伟的此次中国之行也是为新书《奇石》做宣传。这本书串联起美国、中国和埃及的24个故事，正如天然形成的奇石质地里的花纹，清晰突兀，书封皮上的介绍写的是：“中国如同一块奇石，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自己想看到的样子。”
　　何伟笔下的中国映像是在小城市生活的人群。“我不太习惯大城市，我比较喜欢小城市，在那里你可以了解他们的传统文化。”何伟说，比较冷清的地方更容易发现真相，发现传统，发现历史的回声。
　　他说他从不愿意去描述城市的生活，那是一种“燥光”。他将目光投向那些通常被充作“背景墙”的小人物、小场面、小城市。在他的刻画下，一个个修车师傅、打工小妹、饭店服务员的面孔逐渐从模糊一片的背景里被“锐化”出来。
　　他曾充满感情地谈起自己笔下的小人物：“在我看来，正是我所写的这群人造就了今天的中国，他们人数众多，教育程度不高，却对改善自己的生活有着无比的热情，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资源，却能用别的方法找到自己向上的道路。”
　　何伟一直在逃离都市，逃离精英，逃离大叙事，他更倾向于去往烟火气十足的乡间，耐心观察，寻找一个国家文化根基的蛛丝马迹。
　　1996年，何伟以志愿者身份第一次到中国，在四川涪陵一所师范学校当英语老师。他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小城的生活，“可能因为我是外国人，他们都对我感兴趣。”这刚好符合何伟心意，“知识分子懂得更多，但和他们交流所得到的东西，我总觉得缺乏写出来的意义。”
　　现在开罗生活的他仍然保持着“接地气”的习惯。“在埃及，楼下的垃圾清理工是我最好的老师，他是文盲，不认字，但听力特别好，会经常鼓励我学习阿拉伯语。”在中国农村，他用递烟来和农民迅速熟络起来，在北京胡同修车师傅热情地给他介绍对象……
　　梁文道曾经笑称，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对书中的人物都抱有同情和尊重，他以一种比我们更包容的态度来写我们的同胞”。

　　异国的距离感和陌生感

　　何伟说自己来中国前并没有读过很多关于中国的论著，“就像一张白纸”，看似什么都不懂，但这个“好笨的外国人”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倾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声音。
　　曾在美国游学十年的刘瑜认为，正因为“像一张白纸”，何伟才会把“中国的荒诞写得淋漓尽致”。
　　作为外国人，距离感和新鲜感是何伟天然的优势，这个距离让他能看到很多我们自己看不到的东西。“中国人自己太容易把自己的事情当做理所当然，比如我们没有人会去关注《小学生守则》，但何伟把它们一条条读了下来”。
　　“思考的本质在于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刘瑜说，“看他的书等于通过他的视角，也给我们和我们周围的环境和我们的国家、社会之间加入这种距离感，使我们也对这个地方产生一种新鲜感。”
　　刘瑜本人也曾在异国写作。她认为，在不断游历的过程中，异国的经验为写作者建立了坐标系，用之反观自己的生活，“更觉得它是多种可能性的一个，你更觉得它并非理所当然”。
　　对何伟而言，最可怕的莫过于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习惯了之后就丧失了敏锐的触角，“每五六年换一个地方比较好，其实我2007年离开中国是这个原因，我去埃及也是这个原因”。
　　作为非虚构作家，何伟认为，改变身份和居住的地方是一种自由，“改变你的视角、语言、文化对非虚构作家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从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

　　在《江城》中，何伟写到的最后一场冲突发生在他离开涪陵之前。他和同事亚当想拍一些片子，作为他们曾经在这个小城生活过的见证。他们想拍下一切关于涪陵的记忆，他们走过的街道、生活过的校园、交往的学生、结交的朋友，还有那些依然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何伟原本以为，普通人很难拍，只是因为他们发现你正在拍摄，就会放下手头正在做的事情，充满好奇地围观和追问。他没有想到还有另外一种“好奇”，一种政治敏感的“好奇”。在拍摄的间隙，一个自称“市民”的人很突兀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呵斥他“禁止拍摄”，“这是违法的”。
　　何伟说到了他匆匆逃离时的一个印象：“我所能见得的只是一群模糊的脸。”他还从这次拍摄中领悟出：“它所展示的，只是直白的，关于涪陵生活的无用的真相：在两年后，我们依然是外国人，即在我们的行为方式中，也在人们看我们的方式中。”
　　从密苏里州到北京，从涪陵到埃及开罗，何伟未作停顿，从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何伟说：“我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到新的地方，找新的朋友，学新的东西。”异乡的新鲜感一直吸引着他从美国到英国、中国、埃及。
　　站在一个外国人的立场，他无需过多涉入他笔下的世界，隔着一段距离，他反而能够对这个世界充满温情，对生活其间的人物充满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