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首付”开公司，取消企业登记注册的前置审批，打开市场准入之门，简政放权给市场带来了活力。进一步简政放权不只是做减法这么简单，减掉的束缚到底如何增加服务?放掉了权利，如何不放弃责任?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约评论员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马宇、著名财经评论员张鸿共同评论。

　　简政如何加服务?放权如何不放责?

　　马宇：简政放权　首先在理念上必须有根本性的转变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简政放权，首先是一个理念的转变。原来我们政府一般来说，就是对任何一个事情，我们一开始想的是，怎么样管好它，我们用的实际上是一个管。你提到管家思想，实际上最后搞来搞去，从计划经济一直延用到现在，包括现在搞改革开放也30多年了，但是我们根本的思路还没有完全转过来，还是一种管制的理念。

　　对我们来说，我们下一步简政放权可能是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这个思维的转变，要不最后就是，所有的政府资源，我们就放在这个管理上了，那这样的话，后边的责任或者是多家服务，这块就必须被弱化，所以首先在理念上还必须有个根本性的转变。

　　张鸿：政府要放弃家长思维　专心做好服务就好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其实管家是没错的，问题是你这个管家到底是一个家长，管着孩子，还是你真的就只是个管家。如果只是管家，那我想，可能原来这些通关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如果我们只是权利的管家，权利管家还分好几个，你在你那管家，你就不愿意放权，你怎么愿意放呢?然后不同的区域也有自己不同的管家，所以如果我是权利的管家，我就想权利不能放，得在我这边，我得负责，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是社会的管家，我们是企业的管家，我们是这个秩序的管家，那就不一样了，你就放弃了家长的思维。我要想，企业怎么才能更快的产品通过去，这很容易就解决了。

　　这个决策的转变就在于，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管家?你是权利管理的管家，还是一个秩序的、社会的、企业整个服务的管家。你要放的到底是什么?从数字上来说，物理上来说，我们能看到一些数字，这个大家很高兴，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放真正值钱的权利。比如说，这两天总理在上海自贸区里，和外企的老总们聊天的内容，都是含金量很足的。很多外企老总说，我们做投资，有时候国内的一些政策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更透明一些?中国的一些投资公司也注册了公司，要到海外去投资，投资还给限制金额了，你是担心我们企业投到外边去赔钱，难道企业自己的钱，不担心它赔吗?为什么你要承担?还是家长心理。你去做好服务就行了，或者你提示我一下，告诉我风险在哪里就可以了。还有，我觉得是透，我们必须得讲清楚。为什么外企的老板说，我们不知道你这个补贴是什么?你记得每一个政策，每一个相关的补贴政策或者是相关的优惠政策，甚至取消的政策，但是很多基层的人，他不一定关心，而且执行起来有时候会跑偏。

　　马宇：简政放权首先是简和放 紧随其后的就是服务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政府是为企业服务的，但假如你是一种管制思维或者一种权利思维的话，就你那边报一次，到我这个辖区来再报一次，就变成这样，所以这里边就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首先即使有一些必要的管制，那你必须也得从服务的理念去考虑这个事情。这里边可能是两块，一个是简政放权的，首先是简和放，还有是后边简政放权以后的增加服务的问题。简政这块，为什么咱们说体现含金量?这一年多，随着深化改革的推进，我们也做了一些事情，这里边有一些权利可能还不是那些含金量足的。那么含金量主要体现在哪儿?主要是体现在这个事情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关联度到底有多大。另外有一些权利，可能实际上已经是过时的一些权利，或者说影响面非常小的一些权利，现在假如说是为了凑数，那含金量就非常的稀薄。

　　假如你把它做成一个权利，那就是越模糊越好，假如说你要做成服务，那就是越清晰、越规范越好。从企业来说，包括从民众来说，你所有的政策是针对我的，那我就应该清楚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样的。我才知道，哪个是你不许我做的，我应该怎么样做才是合法的，或者说我的权利、我的义务在什么地方，我就知道怎么保护，那这样的话，政府也才能约束你，政府也才能更好地去实施管制或者说实行服务，把所有的政策做透，也是服务的一部分。

　　马宇：简政放权是一个增加服务、加强服务、强化管理的过程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你把我的权利放掉了，会不会意味着很多的部门取消?所以有些人非常抵制简政放权，抵制改革。实际上这是一个职能转变问题。简政放权的过程，是一个增加服务、加强服务、强化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从原来这种审批，尤其是市场准入的各种各样的权利性的审批，转变成一种对市场规范的管理，或者说对老百姓、对企业服务的意识，而这里边空间非常非常的大。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农业部门对农业方面的市场准入，比如对农业服务的问题，农业科研的问题，农业信息提供的问题，对农业弱势群体的扶持问题，还有对农产品国际贸易的保护问题，这都是一些服务内容，或者说是一个政府的职能，问题就是这里。现在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比如说农业科研，不单单是技术研发的问题，还有一个普及问题，你得让农民或者农业企业接受这个技术，就必须有推广。农业推广我们现在就做得相对来说比较少，因为这部分人不属于官员的编制，没有行政编制的话，费用就受到影响。假如把这个市场准入，把一些审批职能取消，把原来的权利部门变成一个服务机构，就完全不一样了。另外，你对服务对象是不收费的，不是管制他，不是去赚钱。从数据的角度来说，中国的公务员按照人口比例来说，在全世界占的还算是比较低的。有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比我们要高得多，更多的官员是在做服务的工作，你就是做服务，那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公民都只会嫌少，不会嫌多。

　　张鸿：转成服务型政府 承担的责任更大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整个的改革也都要配套，我们的管理很多时候就是盖章式改革，或者说红头文件式的管理章，这对政府部门来说，当他不愿意去担当的时候，他就不会给你盖这个章。

　　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说某个企业环境污染出事了，或者说某个小煤矿出事了，然后主管部门会跳出来说，他那个资质是过期的，他没有资质。但是你看到没有?如果是我们说的新型的服务型政府的话，他的责任不是给你盖章的，是我要去管理，如果你没有资质、你不安全的话，你应该不能在那生产，但是我只要没给你盖章，我就没责任了，对不对?我没给你盖章，你在那生产，那不是我责任，出事也是你的责任，所以这完全就是很多部门，它因为不愿意承担责任，而控制这个章。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你转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其实你要承担的责任是更大的。

　　马宇：重点是事先审批要转向事中、事后的监管和服务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是什么?是从原来的事先审批要转向事中、事后的监管和服务，这是根本的。假如你把政府管制的重心，放在市场准入前期的审批上，那这就是个权利。假如你要放在事中、事后的监管和服务上，那对政府来说，就是责任和义务。

　　前边审批的时候，有些时候，只要审批的时候，他是合格的，后边他又违规，那你也管不着了，这就又把责任推卸了，但只要把事前的审批，转到事中监管和事后的监管服务上，那这就是你的责任。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审批还是没审批，假如出了安全事故，那就是政府的责任，就是没有尽责，我就可以追究你的责任，包括渎职罪，是吧?甚至有些时候，也可以用刑法来追究责任，而单纯管审批的话，就没法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