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肉夹馍，要有馍馍证;送快递，要有快递人员资格证;甚至收破烂，也要考个旧货人员从业资格证……这些五花八门的证，您都听说过没有?您又考过、或者拥有一些什么样的资格证?您有没有为考证、办证而烦恼过呢?今后，也许很多人不用再为一张资格证而烦恼了。近期人社部发出通知，从明年开始，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职业资格证将全部取消。那么，到底哪些证该去?又有哪些证该留呢?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约评论员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楯、著名财经评论员张鸿共同评论。

　　五花八门的证，到底哪些证该去?哪些证该留?

　　李楯：最需要规范就是政府 取缔加重就业困难的各种证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你有证吗?我没有什么证。通过考试取得的证，我还真是没有。大概是由于年龄和精力的问题，因为越到后来，我们政府越讲，总不能不管理，总不能不规范，他忘了一点，最需要规范就是政府。因为我们国家早在中共十五大就提出，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方向，那么法制国家里的政府行政机关很重要的依法行政违法(五项)。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说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今后都要取消，那么我们就要明确法律是人大制定的，行政法规是国务院制定的，那么部委规章以后的规定，还算不算?红头文件以后还算不算?

　　我觉得按照中共中央这个改革的方向是非常好的，但恰恰阻止改革、阻挡、牵扯这个改革的力量是很强的。也就是全面深化体制改革说到机制体制弊端，我们要考虑这一方面，就说为什么弄出那么多证来。现在我周围年轻人有证的可太多了，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进门。按照过去的情况，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政府什么都要管，既要管，我就要有个规矩，有规矩就要有门槛，所以进门要把这门槛画好，那么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尤其我们这个国家，教育也是从一种那种状况走过来，比如像我们农民工，很多有技无证，那么这个制度是在社会转型得情况下设立的，就是政府说我要负责，我要替你们管好这个，要有规则，设立证了，到后来变了，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起码我们已经有很大的步子走入市场经济。在这个时候，从旧体制阶级下，它拿这个可以牟利，我们各个政府机关下属的一些机构，一些准政府部门要搞培训，弄一大套东西，既加重了一般人就业的困难，而且这种东西真正有用吗?

　　张鸿：有的证有用 那些没用的证就干脆取消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我有两个证，一个是普通话一级甲等证，还有一个是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员证。这两个证都有一个特点，它都不是国家政府部门强制准入行的这样一个证，你考着玩的。在这里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尴尬的事，就是李老师这种德高望重的，他反而不需要证。经过了这么多年，精兵简政，我们现在好像到哪都得去弄一个证。

　　这个证其实分几类，一个是门槛类，它确实和能力没太大关系，它是一个基础，比如说医生有个证，但是你拿了这个证以后，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非常牛的医生。而拾荒证，它肯定是没用的，所以这些证有的有用，有的是没用的。那有用的里边，到底是不是需要政府来出面来做这个事情，如果政府不出面，让行业协会、让第三方的商业机构来做，它是不是也可行?比如说现在还有84项准入类的资格证，接下来可能还要继续减，但是还有一些水平测试类的，我认为就不需要政府来做了，但是按照国务院的这一次取消的这个资格的，11项，其实没取消11项，取消了6项，其中有5项被人社部给救活了，人社部又弄一个相关后续工作，他又和这些部委又商量了一下，说有房地产经纪人、注册税务师、土地登记代理人、矿业评估师、注册资产评估师这些就不取消了，调整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这和国务院的其实已经冲突，因为国务院专门有一个调整的，你这不在调整里，那你就干脆取消吧。如果你认为水平需要测试，让社会来办就完了。

　　李楯：改革要下得了狠手　要干脆把利益剪断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我们有些东西改革，要下得了狠手，我总说比如像当年，我们撤掉第一到第八，八个机械工业部，撤掉纺织工业部、撤掉轻工业部。你如果不撤掉的话，我们缩手缩脚，说咱们动一动、调整调整，最后调整调整它又回去了，那么多年改革，首先不是动一动就叫改革，改革要变结构的、要变关系，要真正能上一个台阶，这是改革。

　　第二点，这种动，为什么往往动到这面，然后过些日子人又回去了，就是因为那个机构在那，它延续着一种旧的思路，他总觉得他在这儿就要管，这是一点。另一点就是现在，在社会转型，既有政府也有市场、也有社会这么几块都存在的时候，不像过去是一个整体的，现在政府直接管辖的领域，市场，按照市场规则运作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都在发挥作用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借这个转型之机从中牟利，这是一个大问题。对于有些部门和利益，干脆把它剪断。

　　张鸿：要增大简政放权的含金量 减少部门和利益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如果说某一个政府部门取消一个的话，可能相关的各种培训机构就很紧张了，而这些各种机构又和政府机关这么多年来，可能已经很难剥离了，所以9月份，全国有27种专业资格的考试，几乎每天都有一个专业资格的考试。这个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部委不一定是直接设定了什么，但是可能我认可第三方的一个东西，然后第三方的东西必须得在我这有一个资格。

　　我今天在贵州的政府网站里看到一个县的道路运输的司机在提问，他说，他每年要做年审，年审的时候要做一个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三天花280块钱，他就问怎么收那么多钱，每年有这么多司机。然后交通厅很认真的给他回复了，说按照要求继续教育和诚信考核，就是每年全国所有的道路运输的司机都要做诚信考核，不是说你有从业资格证、你有驾照就可以的，诚信考核，作为你换从业资格证的必备条件，要不然你没法开车了。那这280块钱到底合理不合理呢?谁也不知道，到底该收多少钱呢?谁也不知道，但是你想明年继续开车，你还得这样。考试大军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群体就是大学生，大学生抱怨说，根据师哥、师姐反映过来的情况，比如学计算机的，在大学里要参加计算机考试叫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简称是NCRE，这是教育部办的，但一出去找工作，这个证不管用了，劳动部管就业，那就要原来劳动部的计算机高新技术证书OSTA证书。你参加工作以后，评职称的时候，你归人社部管了，叫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你前边考的那几个凭职称都不管用。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一亩三分地，各管一摊。

　　为什么一个半月以前，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和党外人座谈的时候说，要增大简政放权的含金量，金是什么?含水量，金是什么?金就是利益，就是所以咱们谈减，一个是简约，减政，简约，还有一个我觉得还应该是减少，就是减少部门和利益，减少，还有一个减，就是根本他就没有这个权力，这才是行。

　　李楯：要一刀切清楚 服务型政府就给社会做好服务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想解决这问题，这次中共中央关于深入体制改革的决定里面特别说出来的，政府行政机关的改革方向是法制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我们现在政府习惯了过去的一些做法，就说我要干什么，我怎么干，而不是真正的，那就形成干还是不干，多干还是少干，你干还是我干，在这上引出很多争论，怎么样一刀切清楚。你政府要讲服务型政府，你就给社会做好服务，不是法律规定，不是法律授权给你的，你就不能干，你不能自己说，给自己授权，这是第一点，从服务，从法制政府这改。不能自己给自己授权。我们现在很多政府的依据是自己给，部门自己给自己授权，说根据我的文件，我应该怎么管你，这是不行的。

　　第二，我们经常说到扯皮的时候就说，你看我们九龙治水乱了，其实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不可能每个事情建立一个政府部门来管，恰恰政府机关需要协调，就说我们政府有没有一种协同行动的能力，整个为社会搞好服务，而不是出自自己部门的利益，出自自己地方的利益，在中央决定这个大的改革方向的时候，在那拉后腿，在那维护自己眼前的一点利益。

　　张鸿：不能把管理等同于收费 简政不一定就是放权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我们一直说转型升级，政府要成为服务型政府的话，是需要升级的。过去我们可能比较简单，说要管理这个，建立个门槛，收费模式，那服务模式是什么?就是你不收费，不通过用一个证，你能够管好、服务好这个领域、这个行业。

　　当然这不是一天、两天的，是需要你完全的把整个的态度、角度完全换过来才可以，否则就是简单粗暴型的。事实上这种简单粗暴型的，往往在这个领域里不一定能管好。比如说你要是排污什么的，去收个费，但是事实上，你通过收费以后，所有的你设置门槛收了费，然后办了证之后你都不管了。你就完全合法了，然后政府也是理所当然地说，反正我已经收了费了，我已经管理了，他把管理就等同于收费，我们简政不一定就是放权。

　　李楯：政府具体部门的改革要有更多的公众参与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有这么几点，第一，上面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决策，就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具体部门的改革能不能有更多的公众参与。那就是说，你的服务对象，他希望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