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释放出这样的信号：动力足方能走得远，中国经济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势头需要源头活水，最重要的是发掘新的动力引擎。
　　“新常态”之下，中国经济增长将从“高速”转为“常规”，而增长的动力也将从“规模红利”转向为制度和生产力的“效率红利”。
　　一国经济发展一般取决于资源禀赋、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但如果没有创新体制机制的有力保证，那么生产要素就必定无法发挥出应有的经济效率。经济增长不再只是从需求层面上扩大出口、增加消费和投资，从供给层面增加生产要素和提高要素效率变得越来越重要。
　　数据显示，在高收入的OECD国家中，无形资本在国民总财富中所占比例达到80%。以美国为例，其自然资源只占其全部财富的1%到3%，但是其与机械设备、人力资本、科学技术以及产权结合起来就生产出更大的价值。而相比之下，低收入国家的自然资源和无形资本绝对量都处于较低水平。因此，用人力资本、知识(教育)资本、文化资本、制度资本等来抵消自然资源的消耗、通货膨胀的折损以及经济增速的下滑，并提高国民财富和经济增长质量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长期以来，中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全球市场上获得后发优势，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然而，当前以资本和要素规模投入为主要动力来源的中国经济增长正面临着不可持续性的严峻挑战，这一挑战不仅来自于现实中资源瓶颈的约束，更来自于内外部经济结构失衡和引擎转换的紧迫性，必须尽快实现国家增长方式重塑，向高附加值增长转型。
　　从外围世界看，近些年，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孕育重大变化，全球价值链把世界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巨大的物流、贸易流和资金流。1980年至2011年世界货物贸易额平均增长7%，达到18万亿美元，全球价值链对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全球制造”和“全球生产”成为大趋势。国家竞争优势已经不再取决于规模和体量，而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获取附加价值的能力。附加值低、成本透支，中国许多行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增长留下了，财富流走了”成为中国经济规模化发展的典型标签。
　　因此，未来若干年，中国增长的动力引擎必须从“规模红利”向“效率红利”转换。一方面，要以大力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为中心，完善投资、金融体制以及要素市场化改革，因为要素领域的充分竞争总体上有利于降低要素成本，提高要素供给能力，增强经济增长韧性，进而重塑各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必须进一步优化全球生产力布局，构建包括跨境的生产和贸易供应链、金融供应链、基础设施供应链、人才供应链、公共服务供应链，积极推动中国经济整体升级。目前，中国高铁、装备制造业等高附加值商品，正在逐渐替代纺织等传统低附加值商品，成为中国出口的主力军，并借此提升中国制造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一旦改革开放创新的红利彻底释放，中国经济仍可保持中高增长速度，并真正进入高质、稳定增长的“新常态”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