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宜春的余建国从２０多岁起离乡务工，“漂”了１０多年后，他终于把家安在了安徽铜陵。
是一张薄薄的“居民证”促成余建国做出了这个厚重的决定。
２０１１年铜陵市开始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成为安徽“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
截至目前，铜陵全市７４万户籍人口已全部登记为“铜陵市居民户口”。
这种改变绝非以统一的“居民证”替换区别城乡户籍的户口簿那么简单，更是教育、医疗、养老等附着在户口上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待遇的平等。
２００４年余建国带着两个孩子来铜陵做生意，为了儿子入学，他四处托关系还得缴纳一笔不菲的借读费；小女儿患上肾炎后，为了享受原户籍所在地医保，往返路费和医疗费加在一起花了１万多元。
如今，因为获得了居住证，余建国一家和铜陵市居民开始享受着同等待遇。
越来越多的人和余建国一样，为铜陵的户籍改革所吸引，这也为原本人口就少的铜陵提供了稳定的劳动力供给，成为提振经济的关键因素。
在全国性的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作为典型资源枯竭型城市的铜陵，始终稳居安徽省人均ＧＤＰ首位，并保持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速。
中国国务院近期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标志着户籍制度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传统的城乡分隔二元户籍制度将被终结。
分析人士表示，户籍制度改革是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重要一环，将成为激发中国经济新一轮改革红利的关键抓手。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其重要表现之一是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
众所周知，中国现行的城乡分隔户籍管理制度，是产生不均等公共服务的重要根源。长期以来，一纸户口簿之差，让城市居民享有相对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也更容易获得良好就业、晋升机会和卫生、健康保障。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将建立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生、就业、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计制度。
“这次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努力实现１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让在城镇就业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暂时没有落户的，能够逐步享受当地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中国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说。
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无疑需要政府付出极大的经济成本，但也有相当大的经济红利，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消费规模扩大的硬贡献，以及人力资本优化及再配置释放的新一轮人口红利软贡献。
“一亿农民工进城，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交通、电力和燃气等基础设施，这将创造大量投资需求和就业机会，也有助于化解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产能过剩。”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说。
政府研究机构的报告说，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１１年的十年间，城镇化率每提高１个百分点，就会拉动中国投资增长３．７个百分点，消费增长１．８个百分点。
从２０１２年起，中国经济增长率已经从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高速阶段转入８％以内的中高速阶段，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速度换档”。中国启动全面深化改革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速度也将相应加快，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无疑将为经济增长增加动能。据金融投资机构东方证券测算，２０１４年到２０２０年，户籍改革的推进对ＧＤＰ增速的拉动平均每年达１％左右，对ＧＤＰ总体贡献率将达５％。
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牵涉的城镇福利、社会保障和土地利益等，导致过去３０多年，长期进城务工的农民在生活习惯、消费模式上都未能真正转变为市民模式。
“未来６年如果把这８％的新增城镇人口加进来，那将进一步释放出达３亿左右人口的消费潜力。”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
城市人口聚居为规模化工业生产乃至未来的规模化农业生产创造条件，主要发达国家的农业产业化之路无不发轫于此，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明显缓解劳动力紧张问题，通过降低社会劳动成本、提升工作效率拉长人口红利期。
中央财经大学民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永壮说，人口流动能够提供的不仅仅是“廉价”的劳动力，更是智慧和创新能力的流动，最终实现人才的聚集和产业的聚集，从而为工业化、信息化提供强大动力。
户籍制度改革也是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两条腿同时迈进的催化剂，它析出农业人口，加快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又反过来为城镇提供日益增长的生产和生活原料，保证城镇化稳步健康进行。
随着户籍改革的深入，城市将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心，但中国应该在此过程注意避免“拉美化”。上世纪６０年代，拉美地区的城市化率就达到了５０％，但发展却相对缓慢，饱受“无序城市化”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
经济学家成思危说，中国必须认真吸取拉美教训，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地转移到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