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后，当人们谈论中国经济学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参事林毅夫教授想必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传奇人物。
　　奔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摇篮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改革开放后第一位从海外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创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担任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当然他最主要的贡献还是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问题的真知灼见与深邃思考。

　　朗润园里的中国经济研究智库

资料照片

　　1980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访问北大。林毅夫因兼具经济学专业基础和英文功底，被推荐担任舒尔茨的随行翻译。在与舒尔茨的接触中，林毅夫获得了舒尔茨的欣赏。舒尔茨回国后不久，即给北大寄来信，邀请林毅夫到美国读博士，并为他提供了全额奖学金。
　　1982年，林毅夫来到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他用4年时间拿到了别人要用5至7年才能拿到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和实证》被舒尔茨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而后，林毅夫转至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攻读博士后。1987年，林毅夫完成耶鲁大学博士后的研究。面对世界银行、加州大学洛杉矶和圣地亚哥分校向他发出的邀请，林毅夫都谢绝了，他毅然带着妻子和儿女，回到北京，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回国后，林毅夫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所属机构从事研究。
　　1994年，林毅夫结束了在国务院研究机构的任职，与易纲、海闻、张维迎等几位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者一起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创办了如今名扬海内外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并出任该中心首任主任。从此，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传奇在这里诞生，一时间，这里成为了海外归国学者的大本营，人才荟萃，易纲、海闻、周其仁、胡大源、姚洋、卢锋、宋国青等都曾经或仍旧在这里工作。这批朗润园的学者们，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不断发声，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粮食问题、电信改革、银行改革、WTO、通货紧缩、宏观调控、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几乎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中，都可以听到CCER发出的声音。作为中心的主持者，林毅夫积极为中央多项重大决策的制定出谋划策，也逐渐受到高层领导的关注。
　　今年恰逢CCER成立20周年，在周年庆典上，已经荣升为名誉院长的林毅夫在演讲中不无感慨地回顾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创建始末。“20年前是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15年的时候，在经济上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每年9.7%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44美元，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经济内部面临着地区收入不断扩大，经济当中出现一放就火，一火就乱的经济怪圈。外部，苏联东欧出现剧变，在内外挑战下，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向现代化市场经济转型？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有一群了解市场经济运行基本规则，以及中国国情的学者，来深入研究我国发展和转型中面临的问题，提出新的理论，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政策咨询，并以新的研究成果来教育学生，培养市场经济中的领军人才。”
　　林毅夫经常说：“作为一名有责任的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地去为国家、为社会而工作。”

　　世行取经

　　2007年11月，已经做了多年CCER主任的林毅夫接到了来自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吉尼翁的电话。电话中，这位即将卸任的法国经济学家询问林毅夫是否有兴趣担任下一届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而在一个月后，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佐利克来到中国进行访问，在访问期间，他与林毅夫进行了一次面谈。这次面谈对林毅夫最终出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谈的问题实际上开始的时候就是中国的问题。慢慢地就谈到了我对世界发展问题的看法，我当然也有一些见解，交流得还不错。”
　　2008年1月16日，也就是佐利克与林毅夫面谈后的一个月，林毅夫接到了佐利克打来的电话，得知他被正式提名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且是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
　　也就是在那一年的6月，在参加完北大毕业典礼后，林毅夫欣然前往世行就职。
　　世界银行是国际上最为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之一，其首席经济学家的工作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寻找走向繁荣之路。在林毅夫到来前，虽然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都是世界级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麻省理工等国际知名学府的著名教授，但世行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减少贫困方面取得的成绩却相当有限。
　　“对于陷入困境的发展中国家，世行所开出的药方，带来的问题甚至比解决的问题更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华盛顿共识’主导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受援国家推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在世行工作期间，我有机会走访了数十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与其政府领导人、学者、企业家、工人、农民深入接触和交流。我了解到，他们和中国的领导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工人、农民一样，有强烈的愿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他们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同时也做了各种艰苦卓绝的尝试。但事实是，他们的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不断，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十分有限，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陷入了‘失去的数十年’的尴尬局面。”林毅夫说。
　　在世行的日子里，林毅夫没有休过一天假，几乎所有时间都被各种出访占据着。刚上任一周，他就赶赴非洲。离任前不久，还在代表世行出访南美，进行“二十一世纪的产业政策”的全球对话。四年间，林毅夫走访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足迹遍布非洲、拉丁美洲、南亚等地的多个发展中国家，仅非洲就去了14次。
　　不出差的日子里没有倒时差之苦，这时林毅夫一般会提前半小时到达世行，参加每天早晨8：30的行长例会。但若赶上经济形势和政策建议的定期交流，他则会更早赶到会议室参加视频连线。与他连线的经济学家们均来自被称作“掌控世界经济话语权”的国际组织：一街之隔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组织(OECD)、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位于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S)，以及各大洲的发展银行等等。
　　与此同时，在四年时间里，林毅夫丝毫没有松懈对经济发展繁荣问题的研究和思考，且世行的经历为其对发展问题的思考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养分。四年后，他带回了两本书：一本是《新结构经济学》，就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发展政策提供一个反思的理论框架；另一本是《繁荣的求索》，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并与其在世行作为首席经济学家四年的工作经验进行了结合。

　　争议中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钥匙

　　2012年6月，林毅夫从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任满回来后，在国内几个公开演讲的场合阐述中国经济还有维持20年8%增长的潜力，没想到这一观点竟引来诸多非议。与其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三个：中国经济未来能否保证20年仍有年均8%的增长潜力？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靠消费还是靠投资？经济发展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协调和处理？
　　林毅夫认为，人均GDP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平均劳动力水平，实际上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总体的技术和产业水平。中国的人均GDP跟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差距，实际上就反映中国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的差距。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最新数据，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国际元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6725元，为美国当年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国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和美国的人均GDP差距水平。在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维持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20年年均8.6%，中国台湾20年年均8.3%，韩国20年年均7.6%的增长。如果和美国的差距所蕴含的后发优势能够让日本等东亚经济体实现年均7.6%到9.2%的GDP增长率，那么，从后发优势的潜力来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林毅夫对中国经济要从投资依赖转向消费拉动的观点也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消费当然重要，但消费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不断增长，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的前提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它的前提又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这些的前提又是什么，是投资。靠投资拉动经济的前提是有效的投资。有效的投资指的是这种投资应该有比较高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关键问题不是要不要投资，而是我们有没有比较好的投资机会。”
　　虽然对投资情有独钟，但对自己的私人投资，林毅夫似乎并没有过多关注，“我的钱都放在银行里，定期存款。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涨钱呢，我也不必烦恼。”林毅夫笑称，对于他“这样专心做研究的”人，这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辩论对于林毅夫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只是变化的是对手，不变的是他的坚持。
　　就在大约一个月前的7月初，林毅夫在纪念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的讨论会上就如何界定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与其老朋友，也是当年CCER的创院六君子之一的张维迎教授展开唇枪舌战。
　　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说明政府做的大部分是正确的；而张维迎却表示对此越来越悲观，他认为现在还很难判断经济改革成功与否，我们随时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毁原来取得的成就。
　　林毅夫主张，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如果要政府去协调，当然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他进一步指出，一个高质量的经济体系应该是有效的市场加上有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好的政府应该是有为的政府。因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需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是个尝试错误的过程，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不管成功或失败都给后来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如果不给予激励，大家都想做后来者，等别人成功后再进入，这样新的产业就难以出现。而且，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否成功还取决于是否有和新产业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的供给、金融制度安排的改进和基础设施的改善，这些都不是企业独自能够做到的，至少需要政府协调多个企业同时改进，否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会少，产业就很难升级。

　　学者的职责

　　提及林毅夫，不能不提杨小凯，两人都被认为是“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中国经济学家”。1991-2000年间林毅夫根据发表的论文和引用率在全世界经济学家的排名中位于120名左右，一直位居华人经济学家的前一、二名。2007年，林毅夫成为第一位走上世界顶级经济学讲坛之一——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的中国学者，该讲座自1946年开始每年从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者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其中的15位在后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杨小凯因其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上的贡献，曾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虽然在国际上都享有较高的影响力，但两人在一些经济问题上的观点却大相径庭，尤其是对于“后发”是优势还是劣势，两人泾渭分明。
　　2000年12月杨小凯在天则所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当年，这份演讲稿引发了杨小凯与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
　　按照后发优势理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这一后发者优势来源于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这种差距使得中国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模仿西方的技术，从而避免为技术创新付出昂贵的代价。林毅夫认为，中国应该一方面利用这个优势加速经济发展，一方面进行制度改革。
　　杨小凯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使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克服后发劣势的办法是先进行制度变革，等建立了先进的共和宪政体制后再去发展经济。
　　虽然，这场争论最后因为杨小凯的英年早逝戛然而止，但中国学者对中国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继续发展的探索并没有停止。
　　正如林毅夫在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研讨会上所说的那样，根据西方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尚未有成功的例子，最主要的原因是，主流理论从18世纪开始，都是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它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作为参照系的。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与发达国家的条件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发达国家的理论不见得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作为中国的学者，以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如果我们想真正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国家的现代化，我们的职责应该是从中国，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中的成功与失败，去了解成功与失败背后的原因，来总结我们的理论，那么这样的理论更能揭示问题的本质、成因和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