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柏林总理府前，一名男子持伞参加工会组织的游行活动，支持每小时8.5欧元的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新华社/路透

    沃尔夫冈·朔伊布勒这个名字在中国被一些人熟知是因为欧债危机，在风头甚紧的前几年里，这位手握德国财政大权的人一言一行都牵动着世人的目光与神经。只不过，如果把欧债危机放进他迄今72年的人生长河中，也许算不上什么大的波澜。
　　从30岁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算起，朔伊布勒是联邦德国从政时间最长的官员，个人经历的跌宕起伏伴随着科尔、施罗德、默克尔三任政府的更迭，如果他不曾与总理之位失之交臂，也就没有如今的默克尔。
　　但是，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令他在48岁时终身瘫痪，但他更为重要、精彩的政治生涯偏偏却在此后展开。也许，正是那把轮椅，促使他在多年复杂的党派斗争与政治变迁中砥砺出了不同寻常的光芒。

　　最黑暗的时刻

　　1990年10月12日晚，时任科尔政府内政部长的朔伊布勒在离家不远的巴符州小镇Oppennau的一家酒馆参加所属党派基民盟的竞选活动。晚上十点刚过，他准备离开，刚踏出门，竟遭到暗杀，三声枪响后，朔伊布勒倒在血泊中。经抢救，他保住性命，但第三节脊椎以下瘫痪，只能靠轮椅行走。
　　用他的妻子英格博格·朔伊布勒的话说，“那一晚是他们一家最黑暗的时刻”。在此之前，朔伊布勒几乎一帆风顺。他在弗莱堡大学和汉堡大学学习法律与经济，1971年，29岁的朔伊布勒获得经济法博士学位并通过了国家法律考试，不论当教授还是当律师，他都已为未来安宁优越的生活打好基础。
　　只是，朔伊布勒的才智与激情终究另有所属——还在大学期间，凭借聪明头脑与出色的活动能力，他就是基民盟学生团与南巴登地区基民盟青年联盟的主席。因此，1972年夏末，当巴符州基民盟打来电话邀请他作为当地选区代表参加联邦议会选举时，他几乎没有犹豫便同意了。几个月后，他正式成为西德联邦议会的议员。再过十年，科尔出任联邦总理，极受科尔赏识与信任的朔伊布勒真正崭露头角，在党内与政府担任要职，并成为两德统一时西德仅次于科尔的关键人物。
　　但这一切都因一场甚至有些“无厘头”的暗杀滑向了不可知——经调查，凶手是一名有偏执障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想通过杀死内政部长报复那莫须有的“国家带来的精神压力”。朔伊布勒一家必须独自面对这一不幸，一开始，英格博格希望丈夫放弃政治，“这样有更多的时间好好对待自己”，但朔伊布勒这样回答她：“我不得不承受生命中如此巨大的改变，你也一样，因为你得忍受我。但在此之后，你真的希望你我再次承受这样的巨变，也就是说，让我过与政治无关的生活？”
　　就这样，短短五个月后，朔伊布勒划着还不太熟悉的轮椅，回到了办公室。他的妻子则花了整整五年，才接受他终身瘫痪的事实，放弃了希望渺茫的四处求医，开始自己的事业。

　　科尔的“王储”

　　1990年，朔伊布勒正享有与总理科尔之间令人称羡的亲密关系。朔伊布勒遇刺后，科尔很快赶到医院看望，父兄般鼓励他“坐在轮椅上也可以当部长”。也许正是这句话给了朔伊布勒莫大的勇气，在每隔几小时会失去意识的病榻之上，朔伊布勒就开始对《明镜》记者口述自传性作品《我如何促成两德统一》，但多年后这位记者却透露了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在朔伊布勒审稿时，他删去了大量突出科尔的情节。
　　朔伊布勒与科尔的关系整整维持了三十年。两人初识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当时朔伊布勒在基民盟学生团组织了“为科尔而战”的小群体，极力拥护科尔改革党内政治、寻求与东方和解的主张。当1976年科尔成为基民盟主席入驻波恩后，更是主动寻求朔伊布勒的支持，他不仅恰好需要朔伊布勒这样懂经济、法律的人才，还非常欣赏他“极其认真、扎实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的表现。
　　直至1984年前，朔伊布勒还只算是科尔在本党的“首席管家”，负责与政府、其他党派与本党成员之间沟通斡旋。朔伊布勒能干、聪明、暴躁，但却能以较中庸的路线与各派势力相处。1980年前后，由于当时的执政党社民党多年来坚持高福利政策，国家债台高筑，与执政联盟自民党在如何处理债务和调整税收政策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致议会解散，并提前在1982年重新大选。得益于朔伊布勒的穿针引线，自民党与基民盟联合，将科尔送上了长达16年的总理之位。
　　1984年，由于基民盟新任党主席陷入隐瞒捐赠的丑闻，科尔急需人救火，朔伊布勒作为权衡再三的人选临危受命，迫于当时的人事形势，朔伊布勒提出条件，必须在内阁中掌有实权才肯上任，这才当上了德国联邦特别任务部长与总理府秘书长，开启了公众视野内的政治生涯。
　　在此之后，朔伊布勒开始成为科尔“身边的那个人”。在科尔执政初期，他的所有重要政策几乎都得到朔伊布勒的支持与协助，包括开源节流以减少国家财政赤字，量力而行实施社会福利，减少国家干预以增加市场调节，引进和加强竞争机制以刺激经济等。1989年，在内阁重组之际，朔伊布勒调任担任内政部长，在紧接而来的两德统一时刻，他则担任西德方面的执行代表，几乎承担了所有与东德协调统一的具体事宜。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前期，朔伊布勒与科尔都在以媒体眼中“毫无限制”的近距离保持着和谐一致。据说朔伊布勒的口头禅是，“赫尔穆特(科尔的姓)知道，我永远不会骗他”。科尔认定朔伊布勒是总理的接班人，这几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朔伊布勒也被媒体戏称为“科尔的王储”。

　　总理梦碎

　　1997年时，朔伊布勒已经明白，他离总理的位置还很远，因为科尔再次食言，表示还要参加1998年的总理竞选。
　　只是，这时基民盟的形势已经不比从前，由于两德差异太大，统一后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令科尔政府越来越力不从心，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德国失业人数居高不下，高达500万。朔伊布勒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说，当时基民盟的党内秘书告诉他，“人们已经受不了科尔那张老面孔了”。
　　但朔伊布勒仍然不肯主动参加竞选，“我从未想过以抵抗科尔的方式去当总理”，此外，他也担心选民们是否真能接受并相信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国家领袖。1998年，朔伊布勒为基民盟设计了一套《未来议程》，向选民承诺该党将做出改变，在科尔以及基民盟伙伴基社盟主席过目并同意后，朔伊布勒组织新闻发布会，但也因此断送了自己成为总理的可能。发布会当天，到场记者人手一沓厚厚的《未来议程》材料，在提问环节，有两名记者几乎不约而同地指出材料后半部分一处的措辞，即基民盟未来将考虑“经济政策中的生态元素”，并将其解释为将征收生态税，而这与当时基民盟，尤其是基社盟的官方口径完全背道而驰。朔伊布勒一时错愕，媒体立即大做文章，“朔伊布勒要收生态税”、“基民盟内出现重大分裂”等迅速占领报刊头条，基社盟大为光火，公开声明“永远不会与朔伊布勒成为盟友”，朔伊布勒也就此与总理之位无缘。
　　但很快就有人觉出蹊跷，为什么两名记者会在极短时间内同时发现这种毫不起眼的细节？没过多久，两名记者承认，在发布会召开前，他们被“科尔总理府的同事们”请去事先看了材料，而且“同事们”替他们指出了这一细节，此后，基社盟方面也打电话暗示记者，这一细节“将令基社盟非常不快”。
　　几乎是不言自明的阴谋，朔伊布勒与科尔之间的信任终于被摧毁。同年科尔竞选失败，社民党的施罗德成为联邦总理，但科尔还是“部分”兑现了承诺，朔伊布勒同年接替科尔，成为基民盟的主席。
　　在此后很多年间，不断有人问朔伊布勒，当年是否渴望过成为总理，他回答：“我替自己想过，但他的愿望，当总理的愿望，应该更强烈。如果我有机会，也许我就做了，但可能我永远不会为此感到幸福。”

　　默克尔的牺牲品

　　1997年，基民盟已经感到山雨欲来，在该年莱比锡党内大会上，朔伊布勒做了一次呼吁振兴政党的精彩演讲，听众中那时还默默无闻的东德“小姑娘”默克尔深受感动，她对朔伊布勒说：“你的演讲让我想起当年我为什么会加入基民盟”。
　　1998年，朔伊布勒成为党主席后需要重新物色党务秘书长，原定人选不能到位，他近乎“突发奇想”地想到默克尔，女性、新面孔，也许能为基民盟带来点新气象。
　　1999年12月初，有报道称，在科尔任内，一笔150万至200万马克的捐款未计入会计账目，在野党基民盟再度陷入隐瞒捐赠的丑闻，朔伊布勒虽然坚称对此毫不知情，但作为党主席，又一次遭遇难题。
　　1999年12月22日，默克尔瞒着朔伊布勒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文章，令基民盟的形势火上加油。默克尔在文章中批评科尔回应丑闻不够诚恳，并表示基民盟必须与这位在位二十年的老领袖从精神上决裂，才能获得新生。这使得媒体对基民盟现状的抨击愈发升级，也令朔伊布勒大为恼火。
　　默克尔是朔伊布勒发现并一手提拔的新人，科尔因此也不相信她发表文章会未经朔伊布勒允许甚至指使，他再次发挥在党内的影响力，极力孤立朔伊布勒。内外压力之下，2000年2月，朔伊布勒宣布辞去党主席职务，再次成为基民盟一名普通议员。
　　果真为基民盟带来新气象的默克尔则屹立不倒，朔伊布勒之后，她出任基民盟主席。在2004年出版的默克尔专访录《我的道路》中，默克尔证实朔伊布勒事前并不知道她发表的那篇文章。她说，写那篇文章的理由之一，在于要帮助仍受科尔阴影笼罩的基民党，并非要推翻朔伊布勒的领导。
　　2005年，默克尔击败施罗德成为德国史上首位女性总理，她随即提名朔伊布勒担任内政部长，而并未给他可能威胁到她地位的党内职务。据2010年出版的《默克尔传》，朔伊布勒曾在2004年向默克尔表达希望得到总统一职的愿望，但只落得一番冷遇，传记说，当时两人同时出访土耳其，默克尔甚至回避与朔伊布勒同处一室以免谈及此事。
　　直到2009年，再次赢得大选的默克尔面临全球金融海啸，朔伊布勒凭借专业功底与多年来对联邦财政的了解出任财政部长。此后，危机将朔伊布勒塑造成备受尊崇的决策者，也一度成为默克尔内阁中最重要的成员。
　　更融合的欧洲
　　据说朔伊布勒曾这样向朋友解释他对政治的理解：“政治就是那些对作为和权力痴迷的人，比如他自己，所获得的乐趣”。可能正因如此，在遭遇种种打击、背叛甚至屈辱后，他从不放弃。在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追求两德统一与欧洲一体化被认为是朔伊布勒一直坚持的两大“作为”。
　　在两德统一之前，他比科尔更早预见了全德普选的必要性并为此在宪法中打下基础，此后，他亲自设计了统一后的社会、财政等制度框架并极力推动实施。而更非他莫属的功劳是，他最终促成了德国联邦首都由波恩迁址柏林，由此大大推动了东西德社会及情感的融合。
　　1991年6月20日，波恩联邦议会就是否要迁都柏林举行辩论，四天前的调查显示，267人赞同，343人反对。那时遭受枪伤半年后的朔伊布勒对留恋波恩舒适环境的人感到愤怒，临时申请上台演讲，演讲引起广泛共鸣，当晚投票结果变为337人赞同，320人反对，“世纪大迁都”尘埃落定。
　　在欧洲问题上，默克尔曾在一篇庆祝朔伊布勒七十岁生日的溢美之词中称，“他多年来执著的欧洲意识源自他儿时在德法边境故乡的生活”，也许不无道理。从政之初，他在科尔的欧洲政策中看到了同道，1992年，德国政府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朔伊布勒是最早推动欧洲一体化进入实质化阶段的政治人物之一。1997年，他参与制订了欧洲稳定与增长协议，此后又同样参与签订推动欧洲一体化深化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
　　到2009年出任财长之后，朔伊布勒更是在危机中寻找欧洲融合的机会。可以说，是德国主导了欧洲对抗危机的基调，即紧缩财政并推动结构性改革以重获竞争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朔伊布勒与同样强硬的默克尔之间始终存在微妙的差别，默克尔重在抑制危机对德国的伤害，而朔伊布勒则更多地视这场危机为完成欧洲政治整合的契机。
　　在他看来，实现对欧洲金融市场的统一监管与调控是欧洲走向稳定与融合的重要一步。正因如此，他在欧洲银行业联盟谈判中做出了让步，允许欧洲本国为筹建共同银行业清算基金向德国银行业伸手。另外，尽管面对重重阻力，朔伊布勒始终将推动欧洲范围内的统一金融税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在朔伊布勒看来，这些都是欧洲走向财政联盟的关键步骤。
　　朔伊布勒在2013年新开始的财长任期内的相关具体工作也许将包括：重塑欧洲金融市场结构、继续推动欧洲层面上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管、推动银行业联盟建设，寻找危机国家恢复增长动力的更优方案、重新管理评级机构等等。这一切都朝向一个“更融合的欧洲”。
　　2012年，一位记者在采访朔伊布勒时问，他是否像是与政治签订了灵魂契约的浮士德，朔伊布勒却淡然回答，他认为他更像是西西弗斯，“永远无限接近目标，但从未达到目标”。当这话从七十岁老人的口中说出时，好像也已经消弭了乐观与悲观的那一线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