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不断曝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加快推进的背景下,北京产业转移中的“重头戏”——制造业转移却显得蜗行牛步,进展缓慢。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三地采访发现,尽管企业和相关部门仍在积极探索推进,但京津冀产业分工中北京制造业的转移,目前仍面临对接难、规划难,企业出京意愿不强等诸多障碍。在这背后,政府与市场“角力”的产业转移,面临的是产业“大到不能转”等深层次问题。
对接无功而返
记者从北京、河北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转移出京的企业依然只是个案。几个月来,河北不少县市区多次前往北京寻找企业对接,大多无功而返,一腔热情很快就“凉”了。三地对于产业分工特别是制造业分工仍未完善统筹协调机制,使北京制造业转移至河北仍呈个别化、零散化状态。
河北邯郸的鸡泽县和成安县原本很早就起步,打算主动“批量”对接北京铸造产业,如今却没了下文。而搬迁至邯郸武安的央企新兴际华集团下属子公司、国内原料药碳酸氢钠生产龙头企业北京凌云公司,虽然一直被当做是到目前为止产业转移的成功案例,但其搬迁原因仅是个案:企业搬迁后可利用新兴际华集团在当地的另一下属企业新兴铸管排放的二氧化碳作为生产原料。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由于北京对污染企业实施就地关停退出的严格限制,使得尽管河北各地对接部门热情很高,但转移出京的企业依然只是个案。北京制造业转移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双方仍缺少通畅化、常态化的协调和对接,使得至今为止实现转移的企业数量十分有限。
对此,河北很多基层干部都反映,这几个月以来多次前往北京主动寻找企业对接,但由于政策路径不甚明晰以及信息的不对称,一腔热情很快就“凉”了。
唐山市曹妃甸区招商局一位人士说,当得知“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的消息后,他们几乎每周都去一次北京,听说北京有一批锻铸造、家具企业将先期向河北转移,曾派出8路人马共40多人进京寻找招商信息。3月,他们曾通过私人关系搞到一份“北京转移企业名单”,上面约有300来家企业,主要集中于锻铸造和家具产业。但是,其中很多企业的联系方式根本就找不到,而在可以找到电话的企业中,有的企业已经关停,有的地址已经更换,有的已经从事别的行业,转移到外地的可能性都很小,最后他们只得无功而返。
除了对接难,规划难度也不小,从地区层面再到省市内部层面,规划的出台面临着地区产业布局、人口控制、自然生态建设等多方因素掣肘。仅从河北省内看,其产业承接布局同质化也让北京制造业转移面临一些隐患。记者从唐山曹妃甸、保定、廊坊等地的产业发展方向了解到,多地对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产业规划都有重合之处。一些政府部门、产业园区在多个环节甚至进入恶性竞争,这给北京制造业转移增添了一些隐患。
规划迟迟未出
制造业转移,是三地产业协同发展的“重头戏”。与北京服务业面临批发市场“疏解难”问题相似,在整合京津冀三地产业分工特别是制造业分工的过程中,北京制造业的转移也仍未提速,有关规划并未出台。
时至年中,记者仍未从北京市相关部门获得产业转移出京的更多规划。但相关部门明确表示,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北京并未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借产业转移而输出污染。《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北京就地关停污染企业与河北清理承接产业的态度,避免了一些污染、低端企业没有意义的异地转移。
据北京市经信委介绍,按照《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工业领域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计划到2016年底推进1200家污染企业关停退出。污染企业将就地关闭、停产,不向外省市转移。2014年,北京市将继续加大力度推进工业污染企业关停退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标准等多种措施,通过部门协同、区县合力、社会参与,实现关停退出300家工业污染企业任务目标。
对此,河北省工信厅一位相关负责人说,在首批产业转移方案中,北京表示铸锻造、家具、电镀等产业都不能再做了,想要转给河北,但是我们根据技术含量和污染水平做了筛选,也对承接意向进行了一定的清理。
“据称北京正在制作产业发展负面清单,它的负面清单我们也要有选择,我们能发展什么,要承接什么也要筛选。”这位负责人说。
不仅河北省级部门思路在变,县域部门也改变了以往的思路。“我们现在的招商观念也在变,高污染项目即使利税高,我们也不敢要了。”河北省成安县发改局一位官员说。今年让这位官员引以为豪的是,成安县新引进了两个高科技项目,金隅科技建设7万吨高分子水泥添加剂生产线项目将要动工,北京艾普利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高强度聚集超声肿瘤治疗系统(超声刀)及相关衍生产品项目马上要签约。
京企意兴阑珊
除了政府规划和主动作为的因素,造成北京制造业转移缓慢的原因,还有来自企业、市场等诸多障碍和隐患,目前这些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破除。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受困于多种因素,真正想主动转移出北京的不多,一些发展势头强劲的产业甚至还可能在北京扩张。
据了解,虽然北京既有的汽车制造业已经十分巨大,但是一些车企仍欲在北京增加产能。长安汽车预计2014年度固定资产投资28.77亿元,将主要集中在鱼嘴基地、北京工厂和渝北工厂的产能建设、产能和产品调整升级。2010年长安汽车曾称,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的新工厂,未来将建成整车年产50万辆、发动机年产50万台的产能规模的基地。
北汽集团作为“东道主”产能扩张意愿更强,今年3月北汽与戴姆勒签约,双方计划投入约10亿欧元用于扩大梅赛德斯-奔驰轿车在华产能。同一个月,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大兴挂牌成立,这家公司将今年的销量目标定在2万辆。
北京一些企业反映,如果不是因为产业升级转型或扩大再生产,把存量产能转移至天津或河北仍需要进行一笔额外的投资。《经济参考报》记者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了解到,除了开发区规划中需要因转型升级向河北调整转移的200余家企业,目前有意愿在北京周边布局的约40家企业,大多都是希望扩大再生产,而并非将现有生产环节转移至河北。
此外,一些企业担心,员工尤其是技术骨干因为产业转移留不下来。据北京市丰台区经信委负责人介绍,上述凌云公司出台了工资翻倍、轮休等鼓励原厂职工随项目搬迁的政策,一百多名北京户籍职工才跟着项目搬迁到河北。1981年进入首钢工作的一位老职工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2009年随首钢搬迁后家里面遇到了困难,去曹妃甸工作两地生活出现很多具体问题,比如孩子上学没人辅导等,心理感觉和在北京有很大的差距。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此前撰文认为,北京本地对一些企业支持力度不小,再加上社会资源多,生活成本低,这自然让企业不愿意调整转移。
产业大而不能转?
多位专家表示,中小制造企业容易转移,但部分集聚资源、土地、人口的先进制造企业能否转移就不好说了。面对几乎“大而不能转”的制造业,北京能否下决心将现有高端制造业的制造环节、其他制造业的整个产业链转移到天津、河北,仍待观察。
北京市统计局统计显示,制造业在2013年对北京经济发挥了明显的支撑作用。当年汽车制造业增长24%,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1.9%,医药制造业增长8.9%,三行业对北京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4%。
去年全年,北京生产汽车203.8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22%。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一位专家表示,本应搞好生态建设的昌平、怀柔等地都在搞汽车项目,这显示出汽车制造业大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保障推动很大,让北京难以割舍。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北京市近年来多个区县均发展汽车制造业,目前北京城六区外几乎各个区县都拥有车企的产业基地或工厂。位于北京顺义区的北京汽车生产基地,总体规划面积19平方公里,由整车发展区、零部件工业区等五部分组成。记者在这里看到,北京现代三座整车工厂和多家零部件厂均建于此,园区内的多条道路上,装满北京现代轿车的大货车排起了长队,等待向外运送。
以顺义为中心,在其以北方向的怀柔区有福田戴姆勒,密云县有北汽福田去年刚刚达产的密云多功能车厂;在其以西方向的昌平区有北汽福田北京基地;在其以东方向的通州区有生产汽车动力总成的北汽动力;在其以南方向的亦庄开发区有北京奔驰,大兴区有北汽新能源;而在西南方向,则有长安汽车北京基地。上述这些整车厂,再加上各类零部件厂,乘用车、商用车制造环节几乎“环绕”北京。
李铁认为,北京市各种名目的产业功能区超过100个,其中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区约10个,创新产业区约20个,由于北京的特殊地位,只要北京放开“口子”,提供工业用地支持,无疑对河北和天津都构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多位专家表示,中小制造企业容易转移,但部分集聚资源、土地、人口的先进制造企业能否转移就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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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三地产业发展须防“同质化” |
记者 杨毅沉 赵仁伟/北京报道 |
尽管北京制造业转移面对诸多障碍,但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表示,未来如果国家层面能够加强顶层设计和整合能力,对北京制造业转移明确路径,多维度理顺发展链条,形成上下游联动机制和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北京制造业转移“突围”仍有可行路径。
有关人士建议,在经济发展层面,京津冀应加强产业规划的一体化,依据各自优势做好产业定位和分工,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区域经济朝着高端、生态、绿色的方向发展。专家表示,目前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仍存在同质化发展、恶性竞争等不良现象。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说,现在北京发展了大量汽车产业,天津也搞汽车产业,而河北钢铁产量过剩,却缺少终端产业,这样的产业布局是不科学的。此外,北京有石化,天津和河北都搞石化,不仅产业同质化,也对区域大气环境带来很大危害。
对此,明确京津冀三地制造业价值链分工成为首要工作。有专家提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一个重要着力点在于分工,无论哪个产业,只要是符合北京资源特点的研发、设计、营销等环节都可以留,只要是符合外埠区域成本导向,产业配套能力都可以转出去。低端产业也有高端环节,高端新型产业也有低端制造环节,不能一概而论。
在对三地产业进行基础定位分工的框架下,三地应以市场为主导形成价值链分工,在生产、销售、研发等各环节上形成合理布局,而非通过简单行政手段将某些产业全部转移出去,这样一方面会增加企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根据三地特点优化分工。
盘古智库研究员易鹏说,企业走出北京利大于弊,随着北京商务成本的持续走高,及城市定位角色的改变,不符合核心功能定位的企业会越来越边缘化,反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可根据自身利益,理性选择落户地,推动自身的跨越发展。
同时,应突出比较优势,防止不同层次恶性竞争。针对一省多地争夺一个产业的现象,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三地产业协同发展应结合自身经济产业结构和特点,突出各地的比较优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新光认为,如果北京的汽车产业转移,就可以选择有汽车工业上下游基础的保定作为承接地,而不是选择一个新园区再造一个汽车基地。与此同时,三地基层干部也表示,希望出台针对土地、税收的统筹协调政策,以防三地在“有形之手”上恶性竞争。
另外,有专家提出应改变公共服务和优质资源的单向流动,防止北京继续拥有既对企业有资源吸引力,又对劳动力隐性补贴的虹吸效应,这是对三地产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保障。天津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玉胜说,疏解存量需要一个过程,但北京首先是要下决心控制住增量,不能再像以往那样靠首都资源大搞招商引资、引进企业总部了,否则疏散的产业和人没有引进的多,将长期把三地拖入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