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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内人士称，建立我国中短期基准利率工作已经提上台面，央行未来将更多地以此引导利率水平

　　央行首次在公开场合明确表态正在酝酿新的货币政策管理工具。
　　在10日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记者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央行想要让政策利率引导市场利率。中国央行正在为短期和中期利率准备两个或三个政策工具。
　　周小川还表示，利率市场化需要时间框架，但我们还是认为两年内应该可以实现。
　　周小川最新一番表态再次表明央行未来实施宏观调控、调节市场流动性的方式有可能发生改变。而据外媒援引周小川的话，央行将准备用短期和中期政策工具来引导利率水平，新的工具将会要求抵押品。
　　今年5月份，周小川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及“短期利率可能有时候不够有效，由此可以考虑增加一个中期利率”。不久前，有消息称，央行正在创设一种新的基础货币投放工具——抵押补充贷款(PSL)，并通过PSL的利率水平来引导中期政策利率。业内人士认为，“目前央行在准备2至3组主要管理工具”的表态似乎预示着PSL呼之欲出，也再次印证了我国货币调控手段正在由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型。
　　简单而言，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央票发行与正、逆回购)是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工具，用于调整货币供应量；而利率则属于价格型工具，主要是通过对基准利率的调整来影响市场利率，从而影响微观主体的投资等经济行为。
　　“建立基准利率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核心进程。基准利率是金融市场各类利率的基准，真实反映了金融产品的供求关系。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中央银行往往通过引导基准利率走势来体现货币政策意图，实现宏观调控目的。”华夏银行发展研究部研究员杨驰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
　　实际上，央行在2003年、2004年就强调过，货币政策要从数量型工具更明显地转为价格型工具，但是由于中国长时间存在国际收支顺差，为了实现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渐进性，央行不得不大量购买货币从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这也使得货币政策没能很大程度上实现向“价格型”工具的转变。不过，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从2012年开始，外汇占款增速即出现趋势性下降。今年以来，外汇占款少增现象更加明显。最新数据显示，5月新增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仅3.61亿元人民币，创近11个月新低。外汇占款低位增长给了货币政策工具向价格型转变的机会和可能。　　
　　“传统的央行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已经不能全面体现市场利率水平，国债收益率和SHIBOR利率在短期内也难以成为我国的基准利率。从央行表态来看，建立我国中短期基准利率的工作已经提上台面。这意味着央行未来实施宏观调控、调节市场流动性的方式有可能发生改变，将更多地以引导中短期基准利率的方式来实现调控意图。前期央行创设的SLF(常备借贷便利)和还未正式公布的PSL(抵押补充贷款)为创设中短期基准利率进行了有益尝试。”杨驰表示。
　　北京金融衍生品研究院首席宏观研究员赵庆明则表示，央行目前能调控的利率多为短期利率，PSL的创设则试图通过对中期利率的引导，来调节长期利率。“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货币市场利率下行显著，但是企业的融资成本，即长端利率没有显著回落，这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他说。
　　不过，赵庆明也表示，货币调控手段由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若最基础的存款利率市场化未完成，则货币传导机制将存在问题，价格型调控机制就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目前处于一个过渡阶段。”他说。
　　实际上，在同业市场利率市场化、贷款利率市场化已基本实现之后，存款利率市场化正是“最后一步”。目前，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一步——大额可转让存单的发行已经箭在弦上。
　　关于利率市场化，周小川在10日的记者会上则表示，利率市场化的进度时间表，社会上、金融界都还在讨论。作为利率主管部门，央行有自己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国内经济、国际经济等外部条件来执行，但我们认为应该在两年之内可以实现。“我感觉，中国最高层领导都是说改革要有紧迫感，要只争朝夕，所以我们按此进行准备。”他说。
　　民生银行发展规划部高级专家温彬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10多年，外汇占款是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与之相应，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信贷额度等数量型工具成为央行保持货币和信贷增长的主要手段。而利率市场化以后，要求央行建立通过对短期利率调节，影响货币市场、进而影响债券市场、信贷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但目前SHIBOR基准利率的作用还需进一步增加，央行手中可用于货币政策操作、调节流动性的短期国债等工具还很有限。因此，利率市场化加快推进不仅对商业银行如何应对提出挑战，对央行如何加快建立一套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是一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