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公布《广东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草案修改征求意见稿)》，拟划定区域摊贩、临时指定区域摊贩的清洁服务费、场地使用费及使用管理费实行政府定价，有条件的应当给予政府补贴、减免收费等优惠政策。
　　城管问题上，疏导比堵更重要。相对以往“禁”导致的城管与摊贩的尖锐对立，现在“立法允许摆路边摊”，是一种进步，但能否就此化解城管与摊贩的矛盾，还取决于立法的质量。如果划定的区域不合理，就解决不了摊贩“打游击”的问题；如果清洁服务费、场地使用费及使用管理费的定价不合理，也解决不了摊贩“打游击”的问题。
　　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传统的“统治”和“管理”来说的。管理强调自上而下的行为路径，治理强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管理突出行政权力，治理要求充分体现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管理往往导致官本位，治理追求民本位下的共赢。
　　如果“立法允许摆路边摊”，不能从管理思维转向治理思维，好的政策依然可能在实践中变形。引入治理思维，政府的角色就变成了指导和引导，就成了过程中一方，主要任务不是“指定和划定区域”、“政府定价”、“补贴、减免”了，而是在互动中逐步向“自治”靠近，最终实现“善治”。
　　因此，“立法允许摆路边摊”，重点是给政府特别是城管的角色定好位，适当弱化其权力主体的传统色彩，强调其协调人的角色；其次是开放摆路边摊的治理模式，可以是以城管为主体“他治”模式，也可以是以摊贩为主体的“自治”模式，还可以是“他治”与“自治”相结合的混合模式；至于区域划定、是否收费、收费标准、怎样收费等问题，则应该置于具体的治理模式下来讨论，而不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　
　　只有政府的权力在约束的基础上得到了尊重，摊贩的权利在尊重的基础上得到了保障，城管与摊贩的关系才会真正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