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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日趋增大，流转中存在的一些隐忧也暴露了出来。《经济参考报》记者从几个农业大省获得的数据显示，各地土地流转面积在快速增加的同时，用于种粮的面积呈逐年下降趋势。有专家分析称，虽然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反常，但如果高比例的“粮地不粮用”成为常态，将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一大威胁。
　　记者从四川省农业厅获得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该省流转用于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面积为443.3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32.6%，农地流转后的种粮率正逐年下降，全省2010、2011和2012年的比例分别为41.2%、39.0%和35.7%。据当地一位官员介绍，现在大多数业主按照市场化运作，将流转土地用于发展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或用于发展休闲农业，导致耕地的“非粮化”和“非农化”呈发展态势。
　　这种趋势也在其他多个农业大省同时“上演”。河南省的农村土地流转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70%的耕地流转给了经营大户，而土地经营大户的“非粮”比例从2010年的43.7%上升至目前的60%，一般农户流转土地的“非粮”比例也已经高达40%。而即使是位于粮食主产地区的安徽芜湖，也有接近四分之一的耕地未用于粮食种植。
　　耕地种粮比例每况愈下的同时，土地流转规模却在“飞速前进”。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3.4亿亩，是2008年底的3.1倍，流转比例达到26%，比2008年底提高17.1个百分点。这种变化在粮食主产省尤为明显，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厅获得的数据显示，过去5年，该省耕地流转率年均增幅达到37.6%，其中2013年底比2012年底净增737万亩，增幅达57.8%。
　　对于上述现象，一些业内专家表示担忧，很多地方片面追求流转规模和流转比例，但却忽略了土地流转后继续种粮能否给业主带来效益的问题。
　　与种植经济作物和外出务工相比，粮食种植的经济效益并不高。业内专家指出，近年来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成本上涨，农业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断攀升，粮食生产成本增速高于价格增速，广大农户普遍反映种粮不如打工收入高，而这恰好是土地流转后“非粮化”比例上升的一大原因。
　　安徽省相关部门曾赴合肥市、滁州市就农村租赁土地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一些企业租赁土地虽然没有改变农业用途，但经营效益差别较大。从事粮食种植的，租赁后产量、收益增长不明显，但种植经济作物，租赁后收益大幅增长，两者每亩收益相差近10倍。
　　安徽省阜阳市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王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一亩粮地上种植小麦需要化肥、种子、农药、播种、管理等费用约900元，加上土地租金约1100元，总生产成本约2000元。去年遭遇自然灾害和病虫害，小麦减产严重，平均亩产才400多公斤，其中200亩小麦绝收，他去年种粮食亏了50多万元，还好其他耕地上种植的中药材和经济作物赚了些钱，否则连农户的租金都难以支付。
　　记者在湖南采访了解到，湖南湘西州的一个贫困村，全村耕地总面积3600多亩，其中稻田面积1100多亩，村民长期种植水稻、玉米等传统作物。为了脱贫致富，今年村里引进外地老板建立生态农场，集中连片流转水稻和玉米地1200多亩，专门种植辣椒等蔬菜品种。当地村干部告诉记者，农民流转土地后可获得每亩300元至500元租金，同时到农场打工还能有每天60元的工资，收入水平能够大幅增加。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表示，“粮地不粮用”是一个隐患，土地流转规模越来越大，粮食种植越来越少，自然就会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影响。而一些监管部门不愿意看到企业带着大量资本下乡拿地，也是因为这样只会使“非粮”的现象更加严重。另外，建议地方政府管住自己“有形的手”，不要盲目对土地流转规模下指标、定任务、赶速度。
　　河南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相关人士表示，为防止土地流转“非粮”化倾向无序蔓延，建议各地按照“划定永久粮田，建立保护补偿机制，确保基本粮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的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划定永久基本粮田，严格保护，不得占用。同时各级地方政府要对耕地流入方的经营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管理，比如规定流入的耕地必须是全部种粮或规定种粮面积不得低于一定比例等。
　　郑风田表示，如果按照中央要求，使补贴真正流向种粮大户，增加对种粮者的奖励，化解业主一部分经营成本，“非粮”比例直线上升的趋势必然会缓和很多。
　　也有部分专家觉得现在还不必闻风色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非粮化率呈现这种趋势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从国家层面来看，这几年粮食仍在保持增产。如果未来土地流转造成的“非粮化”问题经过长期累积对国家粮食产量造成了影响，届时政策可以再进行相关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