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实践地区政策效果看，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既凸显良好社会效益，从资源使用效率上看也大有裨益。多位受访者呼吁，坚定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策决心，并充分利用社会组织“自我造血”能力，进一步盘活社会资源哺育社会力量，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
购买服务带来社会效益
一些地区干部群众反映，地方在展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践后感受到，与政府直接提供服务相比，购买服务带来的社会效益超过预期，这坚定了地方探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决心。
广州市民政局多位干部介绍，2008年以前广州市有“19路军”管理街道，每一支队伍都在管理，但为老百姓服务却并不直接、贴心。2011年，该市开始在街道建设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目前在中心城区实现了“一平方公里内提供家庭所需为老、青少年、育龄妇女等基本服务”。
“从广州经验来看，每一次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与广度，都极大地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化和社会整体和谐。”广州市民政局社会工作处处长杨海清说。
对于壮大社会组织实力，是否会触及基层政府执政基础，广州市民政局局长庄悦群透露，广州市从2012年5月全面放开社会组织登记，“刚开始也会担心‘一放就乱’，但实际上全面放开后，社会组织数量增长情况总体上仍保持平稳，没有出现社会组织实力过大、喧宾夺主的情况。”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表示，从实践来看，“让社会服务社会”更易让受众满意，因为社会力量提供的是柔性服务，而非硬性管理，为负面情绪提供了重要的缓冲地带。
此外，有受访者认为，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看，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也大有裨益。
“有官员和我们交流说，自己所在省每一年要花许多维稳基金，但成效并不明显。事实上，拿一小部分钱出来发展社会服务，就能把矛盾消除于无形。”深圳市民政局社工处处长骆冰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广州市外来人员聚集地新塘镇在2011年发生过由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治保人员纠纷引发的群体事件，引起当地政府高度关注。当年9月份，广州市民政局委托广州优势力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展开“广州市社会转型下特大镇社区建设专题调研”项目。
在完成近8万字的调研报告基础上，优势力选择“中国皮具第一镇”狮岭镇推进了为期3年的外来流动人员社会服务项目，此后狮岭镇的犯罪率大幅下降，政府向社会机构购买服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微资金开启杠杆效应
多位地方官员和专家学者还指出，从地方实践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仅凸显社会效益，从资源使用效率上看，其也更有利于节约公共资金、整合社会人力资源，并促进特定群体就业。
在江苏南京市鼓楼区，当地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12年来累计投入约1800万元运营了“心贴心养老服务中心”等两家民办养老机构。据估算，政府要建这样规模的老人公寓前期投入至少在8000万元左右。
另一方面，“心贴心养老服务中心”还解决了不少低收入者的就业难题，今年就业人员比成立初期增加了6倍。目前，在南京这样的民办养老机构共有148家，占全市专业养老机构的60%以上。
湖北木兰花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是承担武汉市政府“盲人和重度残疾人家庭购买居家服务”的主力。公司负责人熊英介绍说，从2011年起接到政府首笔“订单”以来，公司员工队伍不断扩大。“接到政府订单后，企业名气变大，逐步受到社会认可，接到了更多的零散业务，有的家政人员年收入10万元，较之前翻了几倍。”
在江苏省苏州市，2012年以来该市将城区270多座公共卫生间与道路、街巷新村保洁服务一并打包、公开招标，当地明确对优先录用本市下岗、失业人员比例高的企业在评审中给予加分，以此发挥出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扶持弱势群体就业的政策效应。
邓国胜指出，发展社会组织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按照国际平均水平，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岗位数量约占整个经济活动人口的4.4%，而目前我国这一数据还不到1%。
随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推进，国内社会力量发展只需达到国际平均水平，则至少可增加3000万的就业岗位。他强调，社会组织重点可以解决大学生和弱势群体两大群体就业难题。大学生发挥专业优势，弱势群体可从事如技工、护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作。
宜进一步盘活社会资源
受访者认为，当前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壮大社会组织，不仅要从购买项目上给予支持，也宜充分调动社会组织“自我造血”优势，进一步盘活社会资源。
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长余智晟表示，许多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完全依赖政府资金，造成“二政府”现象出现。他认为，社会组织要健康发展，必须有能力争取20%-30%的社会资金。
有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公益组织可以吸纳社会慈善捐款的优势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中国慈善捐赠规模与国际水平差距依旧悬殊：中国GDP总量约为美国的1/2，但美国慈善捐赠总量是中国的近24倍。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通过成立基金会的方式从事公益活动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现象，其中不少基金会将资金投向了社会组织。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全国仅有80家上市公司成立了基金会，其中A股上市公司成立基金会的仅占2%，上市公司在履行公益慈善责任方面大有潜力可挖。
邓国胜指出，上市公司成立基金会不仅有助于企业更专业履行公益责任，也能够为公益慈善事业注入新的动力，应予以鼓励。
除了资金，社会组织还可以作为平台，整合义工、志愿者等人力资源服务全社会。记者采访获悉，目前深圳市有35万注册义工，但社会组织和义工经常进行联动的仅有40%。
广州市白云区恒福社会工作服务社副总干事李伯平表示：“目前社工人数少，服务群体大，公共服务广度、深度都有限制。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加强与义工合作，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的质量更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