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要取消和下放200项以上的行政审批事项，这对于企业和市场来说，意味着一道又一道的程序和关卡会被撤销。那么，深化改革、简政放权的重要举措到底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效?行政审批的权力不断的做减法，又会对企业和市场的发展带来怎样的便利?央视财经频道主持人沈竹和特约评论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著名财经评论员张鸿共同评论。
简政放权，如何把该管的事情管好?力破梗阻?
郑新立：市场和企业各司其职 政府把精力集中到该干的事情上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这一次下放、取消了200多项审批权限，那么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为激发企业创业、投资的活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两者缺一不可。取消了这些审批权限以后，政府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到该干的事情上，政府不再对项目进行审批，或者是减少了审批，那么干什么呢?主要是干好五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宏观调控;第二件事就是市场监管;第三件事就是社会管理;第四件事是公共服务;第五件事就是环境保护。特别是宏观调控，这件事当前有极大的重要性，那么政府集中力量搞好这些事情，那么让可以由市场决定的事情交给市场，可以由企业决定的事情交给企业，那么两者各司其责，我们经济的活力就可以增强，同时宏观经济也能够保持持续稳定的运行。
张鸿：政府要让市场均衡的运作起来 但是不会去干预市场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看上去好像是权利少了，我不能审批了，我没有这个权了，但是在我看来其实责任增加了，因为过去我们的很多精力放在哪儿呢?很多精力放在事前审批上。这个项目上不上，这个企业能不能做，然后门槛你能不能过。
比如说其实我们政府审批、行政审批里面非常多的领域，在环保领域，食品安全领域。在这些领域里面，其实我们的门槛不低，政府设定了一个一个的标准。但是当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事前，像门卫一样看大门的时候，其实我们后面的事中的、事后的监管，种种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等等的这些监管放松了，因为事前我门已经把的很严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很多部委的权限上，门卫的角色承担的越来越小了，保安的角色越来越重了，就是我们要管，在这里面你违规了，哪个违规了，哪个错了，我要管你这个，我要让市场均衡的运作起来，但是我不会去干预市场。
曹志伟：广州率先做出改革--先照后证
(广州市政协委员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我们以前办营业执照要先去办一堆证件或者某些行业的审批，之后才能领营业执照，但是广州率先做了一个改革，先照后证。就是说领了营业执照，你再去补办相关的资质证书，这样方便企业。另外，在同一个地方可以办多个企业，这也有利于现在的大学生创业，或者年轻人刚刚出来几个合伙租一个写字楼，那叫做一址多照。也方便了连锁企业，以前我们开连锁店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开，在不同地方都要重新领一个营业执照，现在可以一照多址。就是说一个营业执照有多个经营的地点，不需要每一个经营地点再重新领一个营业执照。与此同时，现在营业执照的年审也改为备案，备案的材料也比原来要简单得多。比如以前需要法人代表的计划生育证明，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郑新立：下放取消审批权限 释放四大红利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政府取消了这些审批之后，第一个好处就是它将释放创业创新的活力。因为企业兴办投资，行政干预的环节少了，完全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决定上什么项目，生产什么产品，生产多少产品，就可以极大的激发企业创新和投资的活力。这种活力增加了，那么企业盈利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就增加了，增加了以后就可以增加消费。对老百姓来讲，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钱去购买消费品;对于企业来讲，生产的产品有更多人购买，他们就可以加劲来生产产品，来促进企业的发展。
第二个，它能释放就业的潜力。比如说我们第三产业现在从业人员的比重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36%，全世界平均是60%，发展中国家平均50%，如果我们通过下放审批权限，激发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服务业的发展，使我们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再提高14个百分点，那么相当于可以增加1亿1000万个就业岗位。
第三个潜力就是资本的潜力，现在我们M2已经116万亿，银行的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那么，这么多钱放在这。由于金融体制改革之后，干预过多，特别是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还有这样那样的障碍，所以造成企业融资成本过高，资金的流动性比较差，需要资金的得不到资金，不需要资金的可能送到门上，而且企业的融资成本比较高，那么通过下放权限，金融改革将会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我们这么大的资本存量足以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第四个潜力是土地的潜力，现在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对承包地，宅基地，都可以抵押担保转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也可以与城市的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如果这些改革能够得到落实，这就意味着6亿多农民可以像城里人一样能够分享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如果能够分享到，那么农民的收入就会有一个较快的增长，和城市人的收入差距就可以逐步的缩小，所以下放审批权限，激发经济活力至少有这四大潜力，四大红利可以释放出来。
张鸿：在整个经济市场里 政府尽量不要去干预市场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因为是在简政放权这个背景下说改革红利，就是怎么简?简政放权，释放红利。我觉得释放红利肯定是，它确实能给企业带来活力，也能让消费者得到好处。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今天上午在看NBA的总决赛。如果看比赛你会发现，队员是不一样的，有的队员到最后，季后赛只投一个3分。还有的是防守型，有的是进攻型。这时我就想，如果作为一个喜欢干预的人会这么想，为什么不规定一下?我给这些球员测试一个12分钟跑，达标以后才能让他成为NBA的球员，然后投蓝命中率得达到多少才能给他颁一个证，防守得抢多少篮板才能给他颁一个证，但是在NBA里面有好几个球员，有的全场比赛不得分，光盖帽。像罗德曼全场比赛就不得分，光抢篮板球。在这样的干预下，这些队员是打不了NBA的，他是没法参加比赛的。
所以说，其实管理者有时候不太知道到底市场缺什么，或者说球队缺什么，谁知道?市场知道，教练知道，战术怎么安排不用裁判在那吹哨，说你这个战术不对，或者说这个教练暂停一下。不用你来，只要他们能充分的发挥自己安排的权利，球队才能获利，然后球迷才能看到好的比赛。这就是在整个经济市场里面，我们政府要干什么，市场要干什么，就是尽量多的不要去干预他。
郑新立：简政放权要做到放而不乱 管而不死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简政放权之后，要做到放而不乱，管而不死，最重要的一个制度就是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那么政府把负面清单公布出来，它是透明的。企业知道这些领域如果要进入，要经过一定的审批，除此之外都可以自由的进入，那么这种管理非常方便，也容易使企业知道他应该干什么。那么政府在具体的、微观上的管理事务减少之后，集中精力在搞好宏观上，做市场干不了的事，企业干不了的事。
当前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搞好宏观调控，一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4%，这说明已经持续两年多的经济下行的压力还没有缓解。在两会上，总理在答记者问的时候，有记者问他，你上任以来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总理说最大的压力就是经济下行的压力。这种下行的压力既有短期的因素，也有长期的周期性因素，我们要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来克服这种下行的压力。比如说现在我们政府的债务率只有39.2%，在世界上是属于最低的行列，所以政府财政运作的空间很大。
另外，我们一季度物价指数是百分之一点几，现在整个物价走势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所以货币政策运用的空间很大。我主张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灵活货币政策引导资金投向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投向那些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上来。这样，我们就需要制定一些调整的规划，需要计划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密切配合，计划制定调控的方向、调控的战略、调控的重点以及发展的重点。那么财政用贴息、资本金补助、减税各种方式来引导资金投向。银行可以采取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可以用过去朱镕基总理使的点贷的方式保证资金投向这些优先发展的项目、重点项目，这样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果把这件事搞好了，企业的宏观环境就宽松了，资金也活了，投资也活跃了，经济也活跃了，下行的压力也缓解了，那么政府可以说是给老百姓办了一件最大的好事。
张鸿：简政放权不在于减多少数量 而在于减的质量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政府在判断的时候特别难，比如说放，我刚才举例子说，如果你光是一个守门的，然后你把这个门取消了，我就不管了，这就是放任它，而不是放活。那怎么才能管好呢?就比如说打球，如果我给每个球员都限定你必须折返跑多长时间才可以，那就是管死，没管好。所以怎么才能管好，怎么才能放活?负面清单其实就是针对企业的，负面清单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这是李克强总理最近经常说的。另外一个清单叫正面清单，这是给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这两个清单其实是一个事，就是要守法，企业也要守法，政府部门也要守法。在这个前提下，企业才能弄清楚政府管的是什么，你放的是哪些。
现在我们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基础数据，正面清单，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说年底之前要公布出来。正面清单，就是拿一个单子出来，各个部委，各个部门的权力，地方政府的权力就在这里，超出这个权力的，没有。所以要有一个基础数据，每一项权力，你这个部门这个地方有哪些权力，然后我办一个事情，这个权力是什么?这个权力的法律授权是哪里?把这个权力弄清楚，我们梳理清楚，就大概能够看清楚哪些不在法律之内，我们就可以简了。这个时候不在于减的数量，而在于减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