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信托”案件频发，代销法律纠纷屡现，兑付危机连连上演……坐上金融业第二把交椅的信托业，近期屡屡遭遇风险挑战。《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当“刚性兑付”演变为不成文规则，信托产品风险逐步释放的同时，也隐藏了一系列发行、销售及担保隐患。专家认为，为稳步释放投资者群体风险，应用市场化的机制打破刚性兑付的潜规则。

　　“刚性兑付”成不成文规则

　　轰动一时的中诚信托“至诚金开1号”以兑付本金和部分利息告终；房地产信托“上海录润置业股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近期陷入借贷纠纷，“刚性兑付”再度发威。“刚性兑付的实质，是要信托机构提高对不良资产的容忍度，将投资品存款化，仍在积累风险。”上海市银监局创新业务监管处处长王鑫泽说。
　　年初以来，多款信托产品均出现到期兑付困难。维持兑付的成本逐渐增大，打破刚性兑付的压力却在增加：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广东省银监局辖内信托公司存续信托理财产品达1033只，比年初增加约31%。但伴随资产价格下滑，综合平均收益率已同比降低0.36个百分点。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国际无抵押债券平均违约率是4%至5%，从代销银行、发行信托机构角度，信托违约和银行不良贷款一样，是非常正常的现象。“随着部分行业去杠杆资金流趋紧，打破刚性兑付的压力已在加剧。”
　　事实上，按照《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开展信托业务，不得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者保证最低收益。广东省银监局非银处负责人认为，“在信托产品的制度安排上，根本不存在刚性兑付，本来就不具备法律强制性。”
　　然而，在众多信托产品兑付实际操作中，信托机构赔不起，代销银行不想赔，投资者问责无门，缺乏有效的问责和市场化“兜底”机制，使兑付纠纷频频上演。
　　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作鹏表示，2011年以来，他已受理数十起信托到期兑付纠纷，最终都是以撤诉为条件，达成刚性兑付和解。“不刚性兑付会造成维权风险。如果支持投资者诉求，对行业、公司的影响又很大。”

　　“捂住”风险难掩新隐患

　　形成刚性兑付的源头在哪里？据介绍，上世纪90年代末，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向省内外、国内外500多家债务人发放贷款近130亿元，因未严格审查债务人的资信和偿债能力，导致严重支付危机。此后，国内信托产品形成刚性兑付潜规则，运用资金池、“借新还旧”方式保兑付。
　　伴随轰动一时的广国投破产案，国内信托业已经过6轮整顿，兑付问题依然频发。
　　“非市场化的刚性兑付可能导致风险被普遍低估，过度投资不可行项目。”标准普尔大中华区总裁周彬说。《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发现，“一刀切”的兜底做法滋生了多方风险意识薄弱、产品发行缺乏评估等一系列风险。
　　一是不管“能不能买”，投资群体风险意识淡薄。2011年2月，上海市民吴竹成以300万元购入某集合信托计划。根据管理报告，截至次年9月30日，该信托产品浮亏便接近45%。记者在投资者出示的合同中看到，风险评估报告签字处为空白。“自己确实连合同都没看就买了。”而根据《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风险承受能力评级应由客户填写。
　　二是不顾“该不该卖”，理财担保销售弄虚作假。销售违规宣传、担保审查不严，也使投资者盲目入市。
　　以今年1月陷入兑付危机的中诚信托“诚至金开1号”产品为例，作为其担保物的陕西某煤矿在信托发售前未获得采矿证，并不具备作为担保物的资格。“不论投资者自认倒霉还是获得兑付，都不应影响追究失职者责任。”上海一家基金子公司负责人认为，刚性兑付掩盖了责任追查。
　　三是不问有无资质，信托发行成为融资套利。事实上，信托业存在的“刚性兑付”潜规则已波及多种投资品，影响深远。比如，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计划，乃至私募债市场的“刚性兑付”同样应运而生。
　　北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销售部门负责人表示，信托发行只需备案。“有分行为了帮客户解决贷款需求，就策划发行代销，没有有效的发行审核机制。”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整改通知，该市33家公司未经批准在名称或经营范围中涉足信托——全国只有68家信托公司，深圳却一下子冒出33家“假信托”公司。

　　建立市场化风险处置机制

　　“我国信托业规范包括一部法律和四个部门规章。即使是如此简明的法规框架，都没有被认真执行。”金作鹏说，原因之一就是各方均自恃有“兜底”。
　　市场人士表示，信托市场屡次遭遇先发展再整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市场化风险处置机制不健全：刚性兑付等非市场化手段过度存在，而市场化手段太少；“零容忍”的硬杠杠下，局部性风险管得更多，系统性风险在积累。
　　如何“让硬风险软着陆”，成为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及维权群体的共同呼声。
　　专家认为，稳步释放信托风险的现实路径在于，由重事后控制转为重事前控制，理顺责任纠纷处理机制，强化市场化处置手段。“对一些出现问题的信托产品，政府不能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进行刚性兑付。”山东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华认为，破解面对刚性兑付的“两难”，应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据介绍，多国信托业普遍存在类似存款保险的风险赔偿机制，我国信托业由于长期存在刚性兑付，同类风险防范尚未落实。《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规定，信托赔偿准备金累计额需达到注册资本20%。东部某省一家信托公司负责人表示，2013年末其赔偿准备金余额尚存在缺口。
　　广东省银监局非银处负责人建议，完善投资者教育同时，可加大对项目及信托公司的审查，并监控信托公司收入，确保收益完整分配。
　　业内认为，强化发行监管同时，在信托业转型中，遏制产品风险源头也应提上日程。信托投资垃圾债券乃至艺术品、白酒等高风险资产近年日益增加。特别是要建立代销银行与信托公司间的风险隔离，同时建立对问题公司及相关责任人的问责机制。
　　例如，美国2000年通过的《统一信托法典》，就界定了投资者有要求潜在损失赔偿的可能，信托机构违规适用救济规则可追诉损害赔偿。金作鹏认为，为明确违约信托的发行方、代销方和投资者各承担何种责任，亟须建立信托纠纷仲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