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郊嘉定江桥镇太平村54岁的沈菊英，家里20多年前就建了“三上三下”的楼房。现在只有她与老伴，还有85岁的婆婆住在这里。儿子一家已在镇上购房，只在双休日回家看看老人。她把多出来的房间进行出租。
　　“太平村地处城郊接合部，外来人员多，求租者不缺。现在，我的出租房统一交给村里托管。我只定价，每个月收一下房钱就可以了。我与房客及村里一起签个协议就行。”从沈菊英爽朗的口吻中可以得知，她对租房托管制很满意。
　　在沪郊这样的城乡接合地区，不少社区都普遍形成了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倒三角型”的人口结构。外来人口融入新居住地的“首环节”便是租房。沪郊一些基层村以自治为基本理念，正在探索房屋租赁托管及积分制度，建立服务与管理“双结合”的治理形态，促进多元人口的融合和动态平衡。
　　“有的村本地常住户与外来人口的比例已达1比10。这种新的二元结构，亟须寻找新的融合治理方式。”嘉定江桥镇党委书记袁航这样认为。
　　记者在太平村走访，可以看到专门的布告栏，上面写着村里现有可供租赁的房源、房屋所处位置、商谈联络的方式等信息。
　　这就是当地正在探索的村民房屋租赁托管制度。太平村党支部书记苏兴华对记者说，村里5年前开始酝酿推行这个办法。当时，村里外来人口已大量涌入，他们首先就要租房。对于村民与外来户口头协商、直接交易，村里与村民都产生一些担心：村里的担心是对外来租户的情况“不摸底”，在社会治理上容易产生“空白地带”；村民的担心是一旦租赁关系中出现一些预料不到的矛盾和纠纷，无处投诉和寻求帮助。
　　于是，村里在自治平台上，由新老村民“自设议题”、自主协商，决定建立托管机制，村里可租赁的合法住房，全部纳入托管范围，由专门建立的村信息中心统一进行招租和身份验审，出具统一租赁协议书，由户主、租户与信息中心三方签字生效。租费则由户主自定及收取。
　　“对于村民来说，这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何乐不为？”苏兴华说。
　　村里的治保主任王建忠带记者到租房托管信息平台实地参观，相关信息全部在这里汇集，细化到村民小组、楼组和每家每户。“实行租房托管后，村里的人口动态和身份信息，全部能够进行登记并及时更新，村情民情不会出现空白”。王建忠说。
　　托管制更大的好处是：老村民有了保障，新村民有了更合理的选择和服务。过去租房选择范围狭窄，现在房源集中，选择更多。村干部和村民小组的自治组务人员等，与这些出租房建立对应的服务关系，可直接落实相关的民生和公共服务。村民小组组长陆文宝说，在房东与租客之外，现在有了村组这个“第三方”通道，许多房东不便于直接说的话，比如倒垃圾等生活小节、生活习惯上的协调，可以通过“第三方”来提醒，大家的关系就会更加融洽。
　　在租赁托管的基础上，太平村还辅以积分制度，在遵纪守法、环境卫生、人际邻里相处等方面进行自治评价的积分。对高积分的新村民，除了一定奖励之外，还可享受本村有关的福利待遇并在子女入学、推荐介绍工作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对于有严重违法行为或极低积分的租户，通过村民的民主协商，可终止租房协议。
　　“干部考核是指挥棒。如果说村居社区的治理任务、治理重心都已今非昔比，而对基层干部的考核不同步转型的话，一定会出现治理上的脱节。”袁航等基层管理人士这样认为。
　　据他们的设想，针对城郊接合地带的社区新特征，干部考核体系改革的一个总方向是：从过去的着重经济向着重社会管理转变。一些村干部说，过去每到村书记的例会，大家只讲可支配收入、利润等经济指标，谈到社会管理往往认为是“虚的”，拿不出“实打实”的“硬杠杠”。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社会治理面临的情况越来越复杂，需要合情合理又有效的“实招数”。比如，江桥镇从今年开始已在尝试对村干部的“倒三七开”考核体系，社会管理的权重上升到七成。计划三年后，对村一级的干部只考核社会管理，不再考核经济工作。
　　在总方向确定后，村居基层干部考核还要体现“多元主体联动”的权重。村居党支部、村居委员会、村居监督委员会、村民和居民代表以及各家各户等多元主体，应在科学民主的决策流程中，形成协调、协商和监督制约的自治机制。村民沈菊英在座谈中的一句话十分形象到位：“干部应像群众、群众应像干部”。
　　江桥镇逐步形成了一个“五步法”决策体系：一是听，听取民意，提出议项；二是议，村党委、村民委、村民监督委“三委”商议、各方面代表评议、户代表审议；三是表决，户代表大会表决形成决议；四是公开，全程公开、接受监督；五是反馈，跟踪反馈、整改提高。有一次，一个村提出一个建设项目的议案，大部分住户代表认为时机不成熟，议案就未被提交到住户代表大会上进行表决。相关的社区管理专家认为，这是基层治理成熟的表现，在基层考核体系中应该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