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贷利润高得惊人，保守计算一年也是办厂利润的三四倍。”从事摩托车零部件生产的利德工业公司总经理蒋远才说，自2012年开始，他投资了数千万元参股到由几个制造业同行合伙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里。
《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在重庆采访发现，“辛辛苦苦干实体两年，利润不及放小贷一半”的尴尬局面，让当地不少企业主纷纷转战小贷金融等暴利市场，谋求赚“快钱”。
在投机之举盛行的背后，是制造类中小企业的生存之艰。记者了解到，由于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国内外市场需求不稳等因素，中小制造企业盈利能力持续下降，普遍处在微利状态。为摆脱困境，近年来，中小制造企业纷纷通过技术改造、产品升级、拓展新兴领域等，谋求转型升级，但不少企业反映，转型之路面临种种羁绊：投入有限、研发支撑不足，新型技术工人短缺，知识产权易受侵犯等，让企业升级处处受阻。日益高企的融资成本和难以消除的隐性负担，让中小制造企业加剧“失血”。
暴利诱引企业“避实就虚”
在暴利诱惑下，一些制造类企业主加快向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领域转移，谋求赚“快钱”，导致制造类实体经济面临“空心化”危险。
“近两年，投资商把制造业当作玩资本的跳板，导致资本逃离实体的现象愈演愈烈。”重庆港城工业园一家印刷企业金姓老总透露，当前一般制造业经营得再好利润率也不过3到5个点，而小贷、地产等动辄在15%以上，包括公司股东在内，不少搞小贷和房地产的老板经常找来，劝说以印刷公司的名义去找银行贷款，然后与他们合作，把资金空转、放大，投入到小贷或者房地产市场，最少能多赚10个点的利润，“没有几个企业能经受住这种诱惑”。
蒋远才所在的利德工业公司位于重庆大渡口区，主要生产摩托车、微型汽车关键部件，其摩托车离合器产品，占全行业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客户覆盖国内摩托车整车企业前十强。
他透露，一般小贷公司都有不成文的规定，利率低于20%不贷，一般实体企业根本不敢贷，只有房地产商能承受这种高利息，结果小贷公司的资金80%以上投向了房地产行业。
“据我了解，目前重庆摩托车行业大一点儿的老板几乎都在搞小贷。不少大的汽摩集团，实体盈利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依靠金融和地产。”蒋远才感叹道，“这种资金逃离对制造业的冲击，甚至比银行‘抽血’还厉害。”
秋田齿轮公司是一家民营、外向型动力齿轮制造企业，该公司老板也参股了小贷企业。该公司党委专职副书记贺永林说，人人都会算账，干制造业每年投几亿元，养活两三千人。累死累活干一年，利润率也就两三个点，还不如把钱存银行的利息多。“一些实业家也很清楚搞小贷不是长久之计，但利润就摆在面前。甚至，不少老板还要靠搞小贷去养活实体经济”。
对于这种现象，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企业普遍感到既无奈又焦虑。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公司董事长邓嵘认为，近年来，整个社会蔓延“避实就虚”的倾向，办厂不如炒房，搞投机的赚大钱、快钱，做实体的赚“分分钱”、血汗钱，几乎成为业界的共识，这种残酷的现实，让资本逃离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几乎“势不可挡”。“尤其一些中小制造企业老板，前两年许多都转向房地产或者小贷平台，现在随着国家民营银行开闸，一些大的制造企业和实体老板，也出现了一股新的资金抽逃暗流。长此以往，我国制造业将面临‘小河无水大河干’的危险局面。”邓嵘说。
制造业利润被“挤干”
由于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国内外市场需求不稳等因素，中小制造企业盈利能力持续下降，普遍处在微利状态，有的甚至在与亏损、倒闭危机“赛跑”。
“这两年，公司生产投入在增加，利润率却持续缩水。”提及企业经营状况，蒋远才连声感叹。
尽管利德工业公司近年不断在研发新品、提升质量上下功夫，2013年销售值增长5%，但利润率却降到了新低点。蒋远才透露，去年公司产值3.1亿元，净利润只有400万元，盈利能力持续下滑，一是由于劳动力成本涨得太快，年均增长15%以上；二是由于整机厂压价厉害，产品单价不断下跌。“去年公司‘咬牙’投入300多万元，对生产线进行半自动化改造，减少近五分之一的员工，否则去年就濒临亏损。而我们上游的不少小配套企业，已经关门倒闭”。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和利德公司类似，在一些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传统制造领域，不少企业一方面遭遇市场需求下滑的冲击，另一方面用工成本持续上涨，两头“挤压”，导致利润不断被摊薄。
秋田齿轮公司去年产值与上年基本持平，但利润率降至不到3%。“这两年差不多是在‘赔本赚吆喝’。”贺永林介绍，去年，秋田公司主要出口市场印度的货币大幅贬值，导致产品失去价格优势，出口下滑接近20%，用工成本不断飙升，更让企业雪上加霜。
贺永林算了一笔账，秋田齿轮现有员工2700人，这几年综合人力成本年均上升15%左右，去年已经达年人均5万元，仅社保缴费一项就是2000余万元。“这还是以社平工资为基数进行计算的，如果按实际工资缴费，还要增加近2000万元成本，公司利润就会被吃尽倒亏。”贺永林说。
传统领域的日子不好过，一些新兴制造行业中小企业，也面临同样的困境。从事LED照明产品研发生产的天阳吉能科技有限公司，近两年一直饱受盈利下降的困扰。公司总经理王超说，LED制造虽然是一个高新技术新兴产业，市场前景也不错，但由于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上升快，行业内恶性竞争打“价格战”，近几年经历了“过山车”式的下滑，从2011年开始，整个行业就一直处在低迷状况。
“去年天阳公司销量虽然有所增长，但增产不增利。以日光灯管为例，前年一支卖120元，去年降到80多元，原材料价格没怎么降低，工人工资还在快速上涨，去年平均2500元，今年接近3000元，企业利润就这样一点点儿被‘挤干’。”王超说。
据重庆市有关部门对工业经济领域的一项调查显示，受制于多年矛盾的积累，制造业要素成本普遍持续上涨，企业用工综合成本上升10%至20%，水电油气运等价格不同程度上升，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加之国内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市场需求乏力，企业压价拼市场的现象突出等，导致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经营日趋困难。
转型升级遭遇多重羁绊
为摆脱盈利下滑和运行困境，近年来，大批中小制造企业纷纷谋求技术更新、产品升级，或者向新兴制造领域拓展，但由于投入有限、研发支撑不足、新型技工人才匮乏等因素，企业转型升级面临种种羁绊。
秋田齿轮公司自去年开始加快调整产品结构，由过去配套摩托车、出口外销为主，逐渐拓展到配套汽车、注重内销。“企业转型的决心很大，但近几年盈利有限，投入技改升级、研发新品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贺永林透露，金融危机后，秋田公司投入的技改资金都是近千万元，如今每年只有两三百万元，并且主要是对生产线进行自动化改造，“比如搞汽车齿轮，外购一个单台的数控机床，少则十几万，多则近百万元，因为资金有限，公司主要依靠自己的装备厂改造、升级现有的设备，新品开发的效率必然受到影响”。
“制造业升级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求单个企业和产业环节升级提升，也往往需要上下游配套研发支撑。”华伦医疗器械公司总经理吴基玉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作为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领域的高科技制造企业，华伦公司近年来正积极从传统的康复设备生产，向高端理疗设备、X光机等制造领域拓展，但升级遭遇到配套瓶颈，“公司研发一款X光机新品，需要精密装备加工部件，可是找遍整个重庆都没有专门生产这类装备的企业，有些相关装备，加工精度又达不到要求，最后不得不采购国外装备，既影响企业创新的速度，又增加了成本”。
不少制造企业反映，在转型升级过程中，还面临着“有新设备、无新工人”的难题。天阳吉能科技公司近年来联合重庆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开出、引进了一批LED、LVD照明等方面新技术、新装备，但在生产应用过程中却遭遇“无人会用”的尴尬。王超透露，LED是一个新兴产业，研发和生产涉及电子、自动化、光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目前国内还很少有专门培养LED技术人才的院校，只能靠企业自身储备和培训，“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这类人才、技工更少，流动性也很大。技能型人才不足的问题，大大拖累了企业升级的后腿”。
重庆盟讯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姚建生也感同身受地说：“制造业升级，除了设备、技术，还离不开新型技术工人，我们主要从事通讯电子、汽车智能电子研发制造，对既懂理论又会技术的工人需求量大，但如今产业工人队伍‘青黄不接’，年纪大的不符合要求，80后、90后又不愿进工厂，给转型带来不小的影响。”
知识产权保护等创新环境不完善，也成为制约不少制造企业升级发展的关键因素。蒋远才说，搞一个新技术开发和产品创新，要付出不少的人力物力成本，但别人仿制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前年公司投入500多万元研发了一款全新的三轮车离合器，上市仅一年就被大量仿制，正品卖60元一套，仿品只需20元。吃了几次苦头后，这几年企业都不怎么搞发明专利了，主要是做些技术改进。
“LED产业技术更新很快，但抄袭、仿制也很突出。”王超说，2013年天阳吉能公司和研究院所合作开发出一套LED一体化组装成套设备，将LED组装由3个环节变成了2个环节，省掉了封装流程，“这种装配工艺和设备，可以说是行业内第一家，但我们也不敢大规模投用，因为担心被其他企业仿制”。
金融抽血压迫企业难喘息
相对于技术、人才等制约瓶颈，融资难、融资贵，金融业对实体经济“抽血”加剧，更成为不少中小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拦路虎”。
“制造业转型升级，关键还是缺资金。”王超说，今年国家银根收紧后，首当其冲的就是制造业，过去有办公楼、厂房设备等抵押物还能贷到款，如今银行不仅看抵押物，还要看销售额；有的企业没有固定资产和大型设备，哪怕手握再多的订单也贷不到款，“我们公司也有少量银行贷款，但仅够满足日常经营，并且利息上浮不少，让企业吃不消。现在企业要扩产、升级，主要靠母公司从地产等领域转移资金”。
“这几年，干实体的尤其制造业都在给银行打工，企业能剩下点儿辛苦钱就不错了。”医学诊断和照明系统企业天海医疗设备集团公司董事长鲁广洲说，现在找银行贷款利率上浮一倍很正常，而且不一定贷得到，还需要找担保、抵押，中介机构层层加码，企业一点一点被“抽干”。去年，公司因为贷款建设新厂区，财务成本立即上升了一倍，达到12%，需要好几年才能摊抵完。
蒋远才表示，国家提倡多渠道融资，但对大多数非高新技术的中小民营企业来讲，发行企业债、中小板上市等直接融资难度大、门槛高，主要还是靠银行融资，但这两年贷款利率不断攀升，把企业压得喘不过气来，“以利德公司为例，即便是长期合作的银行，利率也在10%以上，每年还给银行的利息都是企业利润的2倍以上”。
此外，各类隐性负担偏重，也为制造企业转型发展布下“绊脚石”。盟讯电子公司总经理姚建生表示，近两年，通过拓展汽车电子等新兴领域，提升自动化水平，公司经营状况有所改善，去年产值接近8亿元，利润率保持在3%左右，但一系列隐性负担影响了企业发展。姚建生透露，为加大智能电子产量，公司近期新建一座2万多平米的厂房，基建投资5000万元，契税、印花税、人防费、市政、绿化配套费等七八种名目的税费就多达800万元。更离谱的是，工厂需要从公共变压器接入电源到厂内变压器，仅三四米距离，电力公司开价27万元。“建厂房纯粹是为产业服务，又不是当期营利项目，像这样的重压，谁还愿意去增扩大再生产？”姚建生说。
天海医疗公司近年来推出多款新品和改款医疗器械，但在注册、检测等方面遭遇种种低效和收费。鲁广洲说，比如企业把原有诊断产品进行技术改进后推出新款，相关检测部门动辄要拖二三个月甚至半年，如果要想加快程序，就要多缴20%到40%的检测费；另外，除了正常缴税外，企业还要面对不少无法预料的隐性税负。
“公司在高新区时，一次税务部门为完成指标，强制要求公司补缴80万元，不然就查企业的账。”鲁广洲说，“这些或明或暗的不合理负担，让企业无法轻装上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