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周期看结构，跳出短期看长期”。以强化市场机制、放松政府管制、推动结构调整为主线，从供给端破解中国经济发展难题，这是新一届政府经济治理的最大特点。
　　事实上，宏观调控无论做何种创新式的政策组合，客观上都需要以改革为动力，以长期内生增长为依托，协同推进。一般来讲，经济增长有两种机制在发挥作用，即微观增加供给的增长机制和宏观扩大需求的增长机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增长中枢下移，经济增长低于趋势增长率将成为“新常态”，各国政府的普遍思路是如何扩大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也即经济学中常说的“需求管理”。
　　然而实践证明，依赖于财政扩张和货币刺激的“需求管理”政策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但后遗症却越来越大。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潜在经济增长率下行让短期需求政策的刺激效果同样难以持久。一方面，自2011年起，经济增长逐季下台阶，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2011年一季度开始连续12个季度经济增速下行，标志着中国进入第二个“调整型增长期”(1997年至2001年为第一个“调整型增长期”)，经济潜在增长率进入“七上八下”的新阶段。
　　另一方面，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资本结构等宏观经济失衡问题面前，总量型需求政策的适用性已大为降低，特别是未来五年，中国要迎接的挑战，要克服的困难将会更大。由低成本衍生出来的高资本回报率优势，三大传统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源、资本)红利正在减少，整体经济生产要素成本趋势性上升，资本回报率趋势性下降，中国经济依靠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增长已不可持续，而财政货币扩张则更多地表现出了全社会总体负债水平的升高。由此可见，要真正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就更应着眼于提供长期有效供给，通过供给端的改革，清除生产要素配置和供给的制度障碍，进一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与结构升级同步，为中长期持续稳定增长创造条件。
　　因此，这就要求在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需求管理的基础上，必须更加偏重中长期、结构性的供给管理。要以“放松政府管制，优化供给结构，提高经济效率”为主线，构建长期内生增长的稳定机制，在破旧立新过程中恢复和增强经济自身弹性，突破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瓶颈。
　　2013年以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宏观调控并未采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是做到调控“不刺激”，改革“不松劲”，让那些能够立竿见影的能带来改革红利的改革率先进行。宏观政策“寓长期改革于短期增长之中”，财政积极“做减法”，重视微观主体的税收激励，通过对中小企业减免税负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放开贷款利率下限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盘活财政金融存量，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逐步转变政府主导和资本密集程度高的投资模式，放松政府管制和直接干预，将稳增长着力点转向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改善营商环境，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特别是坚持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通过积极推动国际贸易、投资、金融体制在更高水平上与国际规则接轨，获得新一轮的开放红利，无不体现了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治理理念具有“着眼于当下，布局于未来”的鲜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