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问题是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课题。随着新一轮工业化的深入进行，能源资源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环境问题带给人类的挑战日益严峻。
中国是发展中的能源消费大国，能源消费结构与世界总体消费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合理利用国内煤炭资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推进用能方式改革，将成为中国能源行业未来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构建中国能源安全保障体系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增强中国在全球能源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一、人类在能源问题上面临的主要挑战
1.新一轮工业化挑战
上一轮工业化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涉及人口相对较少。所有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人口总计不到12亿。二是持续时间相对较长。累计持续了200余年。至上一轮工业化完成时，工业化国家能源消耗占人类能源消耗的60%。
由于这一轮工业化过程涉及人口少、持续时间长，所动用的全球能源资源在整个世界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但在新一轮工业化过程中，涉及的人口包括金砖五国，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除巴西以外的南美洲国家以及中东地区国家等近40亿人口，持续时间预计不会超过100年。
因此，新一轮工业化过程相对较短、涉及人口较多，将消耗大量的能源资源，这对世界能源供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能源资源挑战
目前OECD国家的能源消费约占世界能源总消费的46%，按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当前能源消费水平测算，新一轮工业化如果延续上一轮工业化的发展模式，40亿人实现工业化需要消耗能源约220亿吨油当量，是前一轮工业化的2～3倍。
同时，按照联合国公布的人口报告显示，到21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其中新增的20亿人口消费的能源资源尚未列入测算。尽管世界的能源资源在较长时期内不会枯竭，但大规模的消耗必然会导致各种能源资源价格的大幅上升。
自2003年开始，原油价格从20美元/桶逐步攀升到120美元/桶，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达到147美元/桶的最高值。其他能源资源价格也随着原油价格同步大幅攀升。本轮原油价格的大幅攀升，主要不是因为供给的减少，而是人们对未来能源消费的担忧不断增大，以及美元过剩造成的。
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原油价格一度回落至43美元/桶，但随着全球流动性的再度过剩，油价又进入上升通道。长远看，石油需求的增长幅度将会远远大于供应幅度，由此导致能源资源价格将不断攀升。
此外，在这一轮工业化进程中，中东国家、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许多资源国的国内能源消费比重逐步增大，将由过去的能源出口国转变为能源进口国，并引发政治上的紧张。中国必须做好准备，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角度，总体思考解决中国的能源发展战略问题。
3.气候变化挑战
能源问题离不开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过去的30年中，西方主要国家把气候变化纳入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国际经济交易结构中，气候变化已经演变为一个重大的国际政治和安全问题。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意味着能源资源消耗尚处于增长阶段，污染物和排放物同样处于一个增长阶段，气候变化问题对中国的制约性非常大。
此外，中国政府作出了郑重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这就要求中国企业必须要加强节能减排，走绿色低碳、清洁健康的发展道路。
无论是“走出去”，还是在国内寻求发展，都必须加大对节能减排的技术和经济投入力度，加快转型发展，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同时，气候变化将会带来一个新兴的、巨大的碳交易市场。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企业已经通过CDM机制与西方公司开展了合作，这对于企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4.环境挑战
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人民生活和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妥善处理环境问题已经刻不容缓。2010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达到617.3亿吨，水污染已造成近海水质恶化，地表水污染严重。
全国工业废气排放量达到51.9万亿立方米，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
185.1万吨，全国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受到了二氧化硫排放导致的酸雨影响，已经危及到工农业生产。
综上所述，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能源资源、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问题既关系到国计民生，也关系到国际政治关系格局。因此，必须正确认识、高度重视、采取措施，走出一条清洁环保、低耗高效的绿色发展道路。
二、中国能源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
1. 能源结构不合理
中国既是世界第一产煤大国，也是世界第一煤炭消费大国。长期以来，中国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占全部能源消费的70%左右。2010年，在世界能源消费构成中，石油、天然气、煤碳所占比重分别为34%、24%、30%；同期中国能源消费构成中，石油、天然气、煤碳所占比重分别为19%、4%、68%。与世界能源消费结构相比，中国能源结构存在先天性不足。
2.能源消费强度高
2010年，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约为169亿吨标煤，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32.5亿吨标煤，几乎占到世界能源消耗的20%，而中国GDP仅占到世界的9%。同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强度为5.5吨标煤/万美元，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美国的2.5倍，欧盟的3.7倍，日本的4.2倍。
尽管在产业结构方面，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在70%以上，比中国高约2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具有能耗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等特点。
即便如此，中国能源消耗强度高于西方的程度，远高于中西方产业结构差异所带来的能耗差，这充分表明中国的能源使用效率低、浪费严重。
3.能源转化效率低
能源转化效率是一种能源到另一种能源的转化程度。以煤发电为例，目前煤直接发电效率为36%～42%，如果综合考虑煤从矿区运到电厂所需的能源消耗，煤炭发电的综合利用率只有32%～38%，转化效率非常低。
4. 用能方式浪费大
以城市为例，供电、供水、供热基本是通过电网、水网、热网单独完成，单线系统中过剩的能量绝大部分都被浪费掉了。
如果把单线用能方式转变为分布式能源供应，把单线系统集成一个能源网，通过冷、热、电三联供技术，比如用天然气发电，对做功后的余热进行回收，用来制冷、供暖或制备生活热水，就可实现对能源的阶梯利用，提高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综上分析，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中央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具体来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要依靠技术进步，加快结构调整，大力开展节能减排工作，把传统产业改造成新型的低耗能、低排放、高产出的绿色低碳产业，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三、构建中国能源安全保障
1.节约是最大的资源
按照2010年中国的能耗水平测算，到2020年需要近70亿吨标煤，资源环境将难以承受。若按照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强度降至2010年的世界平均水平计算，202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将为34亿吨标煤；若按照欧盟的平均水平计算则为19亿吨标煤。
因此，中国实现到2020年GDP翻一番，同时能源消耗总量不增长，必须走低能耗、低排放的发展道路。
第一，提高能源转换效率。从煤到电，从一种能源到另一种能源，在过去常规的全生命周期中，扣除10%的输变电效率损失，煤的热效率仅为25.2%～32.8%。如果发展煤制天然气，通过天然气发电再运输到市场，那么全生命周期能源效率可以提高到48%～56%。能源转换效率的提高意味着节约了大量的能源。
第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在城市推行分布式能源系统，可以使能源使用效率提高一倍左右。
第三，加大生产过程中的节能减排力度。
目前中国节能减排主要是体现在生产领域。以中国石化为例，多年来中国石化把绿色低碳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节能减排水平作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把清洁生产作为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不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深入进行技术改造，取得了一些成绩。
2005-2011年，中国石化原油加工量从1.48亿吨增加到2.19亿吨，乙烯产量从550万吨增加到1
004万吨，但炼油综合能耗则从68.59千克标油/吨降至58.06千克标油/吨，乙烯综合能耗从678千克标油/吨降至583千克标油/吨，能源节约成效显著。
第四，大力推广使用建筑、照明、家电等节能产品，推广节能技术应用。
2.眼睛向内立足国情解决能源基本供给
2.1 抓好煤炭的清洁化利用
中国是煤炭大国，煤炭资源量达到5.57万亿吨，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100年以上。未来世界能源供给将受到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制约，中国要完成工业化就必须立足国情，充分利用好国内能源资源，开展煤炭清洁化利用，将能源资源结构上的劣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中的优势。
一是将煤气化作为煤基清洁能源发展的主要技术路线。
二是大力推进煤炭循环利用。在煤气化过程中，针对不同煤质的差异性，充分开展煤炭循环利用，加强技术创新，优化技术工艺，提高煤炭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
三是实现能源集成与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必须要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两者相辅相成。
中国是用煤大国，煤炭利用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利用有巨大潜力。通过开展二氧化碳的捕捉、储藏和利用，可以实现二氧化碳资源化，把能源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此外，随着国际油价持续上涨和中国原油进口量不断增加，预计到2020年中国原油进口量达到4亿吨，这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因此，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就愈发重要。大力发展新能源，一方面有利于节能减排，特别是二氧化碳减排；另一方面有利于平抑国际油价，就是在能源总需求量增加的情况下，减少对石油的依赖从而抑制油价。
四是推进化工原料的煤炭替代，石油将主要用于生产交通燃料。目前中国进口和自产的原油主要用于生产交通运输燃料和化工原料。当原油价格超过100美元/桶时，以石脑油为原料的乙烯工艺路线没有竞争力。
如果发展煤或天然气化工，用煤生产100万吨烯烃，即可替代200万吨化工轻油，相当于替代800～1300万吨的原油加工量，这样就会大大减少中国对原油的依赖，减少能源外汇支出。
2.2 加快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
页岩油、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正逐步成为世界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是目前全球探明页岩气量最多的国家，除了具有储量丰富的优势外，页岩气的成藏条件也非常优越，开采技术最先进。
近年来，美国页岩气发展迅猛，从发现之初到现在，页岩气年产量已从100亿立方米增加到1800亿立方米。
从资源情况看，中国富有机质页岩分布广泛，南方地区、华北地区和新疆塔里木盆地等发育海相页岩，华北地区、准噶尔盆地、吐哈盆地、鄂尔多斯盆地、渤海湾盆地和松辽盆地等广泛发育陆相页岩，具备页岩气成藏条件，资源潜力较大。
据专家预测，中国页岩气可采资源量为25万亿立方米，超过常规天然气资源，但由于埋藏深，山区多，开采成本要比美国高很多。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非常规油气的勘探开发工作。
2012年3月，中国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年）正式发布，出台了一些产业鼓励政策。随着国内水平井和压裂技术的不断提高，开发非常规油气已经具备了技术条件。
目前，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海油、延长石油等企业已先后开展页岩油气的勘探工作，并取得了良好进展。
3. 加快“走出去”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战略方针，支持石油工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在境外石油工程、炼化工程、石油勘探开发等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日益严峻，中国能源行业进一步加快“走出去”步伐，海外油气投资已具备一定规模。2011年，国家发改委新批准了五大海外能源投资项目，项目所在地包括亚洲、非洲、大洋洲，项目类型涉及石油、天然气、煤层气等。
2011年，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三大公司海外权益油气当量产量约1亿吨；其中，中国石化海外资产已累计超过6
000亿元人民币，在55个国家开展业务。
但是，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企业获取国际资源的难度也远高于上一轮工业化时期，投资的风险和难度也越来越大，地缘政治、金融外汇、法律政策等风险必须要高度重视。为此，中国能源企业要积极采取各种应对策略，参加到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去，参与国际贸易，参与国际竞争。
4.大力发展油气贸易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约束和地缘政治风险威胁，中国要构建安全的能源保障体系，就必须大力发展油气贸易，通过积极参与世界油气贸易，增强话语权。
一是要建设全球性的贸易基础设施。在世界重要的港口、石油交换和贸易基地，加快建设码头、仓储、管道等贸易基础设施，为发展全球油气贸易提供硬件支撑。
二是要做大油气贸易总量，增强中国在全球油气事务中的话语权。
三是实现贸易多元化发展，分散风险，提高国际竞争力。
四是建立完善国内期货市场，加快形成现代高效的石油市场贸易体系。
5.完善能源政策
能源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政府应当根据国情和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完善能源政策，以保证能源供应安全，提升能源企业竞争力。
首先，要加强能源宏观战略规划。大型能源项目的建设周期一般较长，短期发展规划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制订30年以上的能源宏观战略规划十分必要。
其次，政策法规要及时到位，建立市场化机制。在当前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国际能源市场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要建立与市场紧密联系的政策法规联动机制，尊重市场规律，把握市场走势，使政策法规能够更为及时有效地惠及能源企业。
第三，继续加大对“走出去”的支持力度，为能源企业国际化提供政策保障。
四、结语
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能源挑战，目前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中国依靠自己完全能够满足工业化和城镇化对能源的需求。中国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
【作者简介：傅成玉，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高级经济师，1951年生，毕业于中国东北石油学院（现东北石油大学）地质学系，后获美国南加州大学石油工程硕士学位，在中国石油行业拥有逾30年的经验。傅先生于1982年加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自1983年始，先后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阿莫科、雪佛龙、德士古、菲利普斯、壳牌和阿吉普等外国大石油公司的合资项目中任联合管理委员会主席。
2011年4月，傅先生出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