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论坛会场。(右一为余永定,右二为易纲)(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骆霄 摄)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二十周年庆暨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论坛”于4月19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与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就汇率管制问题展开激烈辩论。
以下为文字实录:
主持人:谢谢,所以宋老师提出来这个带电操作,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同时他提出来一个方法,我觉得如果能这样做,也许能帮助我们解决我刚才提出来的一个难题,就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可能金融会进一步深化,但如果你的深化更多的是通过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那也许我们的杠杆率就不一定上升。但是说到金融改革里的带电操作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除了我们国内融资压力和利率市场化,就是资本项目开放,我记得这个也是在三中全会的决定里头,我想问余老师,余老师相对比较谨慎,在您看来,我相信您是同意最终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应该是有好处的。但是您比较谨慎,可能觉得有一些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如果是快速放开,可能会风险比较大。您觉得我们今天的中国经济政策制度的状况里面,主要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如果现在加快做的话?
余永定:我觉得从方法论上来说,光说主要还不行,它可能有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一系列的前提条件不解决,哪怕你认为这是主要的,我解决这主要的还不行。首先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形势,最近这几年,特别是今年,至少在国外的商业银行,投行,还有一般投资者看来,中国形势不太好,所以我对外写文章都试图说人家,中国不会出大事,你们不需要担心。但是回到中国自己来谈的时候,我确实觉得是比较担心的,问题比较多的。就好像我们有个水坝,水坝已经有了窟窿,水在往外涌。我们用十个手指头堵这个眼,11个眼怎么办?就用脚趾头,21个怎么办?够没办法了,我们要防危机。在这种状态下,对外开放更应该谨慎。我们现在希望通过开放资本项目引入竞争机制,但是你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相反我看到了什么,我们现在逐步的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旗帜下开放了一些项目,我们看到实际情况套利,逃汇的情况非常严重,已经有一种疯狂的程度,这对中国会造成很大冲击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实际问题,人民币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人民币国际化推演的路程,它隐含着一个资本开放的路线图,人民币国际化会不会跟资本制度开放是一个相冲突的,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过去央行的同志如果说,我们希望通过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式,来推动资本项目的自由化,这些说法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觉得当你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讲求实际。我们一直在谈三难问题,当然对三难问题有很多争议,有些人说这根本不存在,我觉得这依然是重要问题。我们的汇率问题其短期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这两个之间关系怎么摆。这里面非常清楚,你要么就是继续维持资本管制,要么就让你的汇率能够充分浮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允许开放资本项目,因为外部的冲击目前可以通过汇率变动加以抵消,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
应该说央行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了,但是央行似乎是要受到一定的压力,他们是不是说话就能自由,我自认为我是鲁迅小说里的傻子,希望易纲能开个窗户。你为什么就不让市场决定汇率水平,这样一做我外汇储备就增加了。当然我们最早在讨论外汇储备的时候,我们易纲一起讨论的时候,当时是4000亿人民币左右,现在是4万亿了,这对中国经济增长,甚至政治、外交、各方面的负作用越来越大。易纲说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们再进一步增加外汇储备了,你怎么做呢,你尽量不干预它,比其他的绕弯想办法要好得多。我就简单说这些。
主持人:谢谢余老师,余老师把话说到这里,我不请易老师说一下,我觉得我这个工作没做好。
易纲:余永定老师讲得非常清楚,我觉得他讲的是有道理的。确实是有一个顺序,你比如说我们都非常清楚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从泰国开始的,泰铢当时官方的汇率是25泰铢等于一美元,泰国的当局在当时大量的放开了资本账户,使得资本流动更加自由。但是泰国当时又想守住25泰铢等一美元的汇率,就造成了危机,最后在投机者的冲击下,泰国央行守不住了,就只好放弃,放弃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开始。这一个教训就是什么,如果你还要坚持一个固定的汇率,你要放开资本账户,资本可兑换你是很危险的。我想还有各种各样的例子。
老余说的是对的,我们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也有一个汇率技术,利率改革,资本账户可兑换,它可以同时推进,但是在具体的执行中有一个政策的搭配。就在不久以前,我们把汇率的浮动幅度加倍了,从1%加到2%,我们现在汇率的浮动幅度应该比以前大都了。但是大多了以后大家看人民币对美元,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波动性,大家会发现,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波动性是非常小的。我们小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不仅仅是小于可兑换货币,因为美元、欧元、日元之间,他们有一个波动率),他们是8到10,再看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新兴市场国家,比如说金砖五国,你看印度的卢比,俄罗斯的罗布,他们的波动率大概是在16%到20%,波动率更大。我们人民币的波动率是很小的,大概在2%到3%,所以我们的波动率是很小的。
所以我觉得适当的扩大人民币的弹性,这是有好处的。在这个同时你也要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我们说管资本项目,是我们承诺了经常项目可兑换,1996年我们就承诺了资本项目可兑换,你贸易,服务贸易,所有这些,旅游我们都承诺可兑换,但是我们又说整体不可兑换,所以我们只能管住资本项目。但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复杂程度和量级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一年就有4万多亿美元的贸易量进出库口,还不包括服务贸易,旅游,留学,加上这些量级更大了。再加上资本向下流动,非常的复杂。
在原来那种计划经济下,我们中国人也很少出国,现在我们中国人一年有一亿人出境,这样一个量级,这样一个出国的频次,你怎么样尊重人们的财产?怎么样尊重人们最起码的经济活动的自由?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可兑换。
以前我们说个人一年可以换5万美元,你要超过5万美元要有一些真实贸易背景的证明。现在我们又推出了在服务贸易情况下,5万美元以下,我们可以放行,但是你企业要把单证留下来,以后我们备查。我们在最大限度的增强中国居民的方便程度,增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那么你每一个交易,这些企业都要经过批准,我们知道批准的过程中,就可能产生腐败,就可能产生寻租,我们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下降。
所以我是说,考虑到老余说的问题,同时我要最大限度的便利企业,便利个人,在便利的过程中,我加强国际收支统计,加强跨境资金的监测,使得人们感觉不到监管,但同时又能够管住,防范风险,从而达到了既方便又能够防范风险的这个目的。谢谢!
余永定:我简单回应一下易纲说的,我同意易纲说的,但是他太小心,比如汇率问题,你既然说没有波动,你外汇储备怎么增加了几千亿,今年到现在又增加了多少外汇储备?这不是央行的问题,这是整个决策体系的问题,这个步伐完全应该迈得大一些,步伐越大,资本项目的开放步伐也可以迈这么大。
我希望经济学家别老顾着央行,应该给央行提意见,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希望你们提意见,但是他不好说,我就提吧。